袭古而弥新——陆机“拟古诗”新探

"太康之英"陆机是有晋一代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模拟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拟古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拟诗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旨在针对历代对陆机拟诗评价较低,且评论者多认为其一味因袭原作的观点进行反驳,指出陆机拟诗创作在由质朴变文雅的过程中,实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创新,是其"袭古而弥新"理论的具体实践.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与晋唐山水田园诗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对中国晋唐山水田园诗情有独钟。他主要对陶渊明、王维及杜甫诗歌进行改写。中国古诗经过他的改写生发出一种异域风味。勃莱对中国古诗进行改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诗学主张和精神追求。     

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看古诗英译中的变通问题

诗歌翻译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古诗英译。这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语法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作为承载古诗意境的古汉语的句法更加灵活多变。因此,要将这些经典之作完美地移植到语法严谨的英语中确实有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译者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诗中必要的地方进行变通处理,以确保古诗意蕴的准确传递。本文拟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入手,通过实例分析阐述古诗英译中的几种变通方式。     

古诗英译过程中的文化语境补偿策略

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蕴藏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我国古典诗歌中存在的大量的专有名词、典故及严格的韵律等文化因素给古诗英译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本文拟在分析古诗英译的一些实例的基础上,指出不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针对文化现象所采取的不同补偿策略,旨在为更多的译者在今后的古诗翻译中提出实用的文化语境补偿策略。     

用接受理论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

针对古诗英译标准存在的多样化问题,拟从接受理论出发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分析了接受理论的可行性,并兼谈辜正坤的多元互补标准,从而得出用接受理论指导古诗英译有利于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结论。     

浅论《古诗十九首》对《诗经·国风》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研究,今之学者多从<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以及<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入手,而对于<古诗十九首>与<诗经·国风>关系的论述尚未有专题论文涉及.本文拟从:叠字的运用与语词的化用,章法结构的承袭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两个方面略加论述,从而理清<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真正地位.笔者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古诗十九首>远承<诗经·国风>,近接汉乐府,下启建安诗歌,于中国诗歌之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南朝拟古诗的新变

南朝时期,拟古诗创作非常兴盛,并且发生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江淹的突破、"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倾向、古意诗的发展与军旅边塞诗的出现。这些新变促使诗歌的艺术格局日趋成熟,也扩大了拟古诗的内涵和承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古诗英译研究的认知新视野

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古诗英译 ,认为古诗英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更是一种认知行为。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表述都与认知有关。具体说 ,古诗英译是一个有关原诗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认知语境趋同度大小的问题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抒情场景的重构与抒情角色的重塑——论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改造

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拟作并非亦步亦趋地学习属文或只是修辞上的踵事增华,而是有其改造"古诗"之"抒情表现"的深刻用心.陆机拟诗通过对景物和人物动作姿态的刻意强调和有步骤的铺写,对"古诗"固有抒情场景重新构设,拉开抒情距离,将抒情从以"人物感知"为中心转向以"情境营造"为中心;通过对抒情角色的重塑,将"古诗"类型化的人物转化为文人自我呈现的媒介,开启对"古诗"的托喻式解读.陆机拟诗正是在与"古诗"的文本对话中凸显了魏晋时代五言诗抒情范式的转化.     

金元诗的发展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格局 ,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最早出现于金代 ,本文主要沿着这个线索来谈金元诗的发展。本文是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所编选的《金元诗选注》之前言 ,提前交由本刊发表 ,有所删节。     

曹魏及西晋歌诗艺术考论

曹魏及西晋前期,在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全面复苏的前提下,朝廷礼乐建设的客观需求与君主、贵族们的精神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着文人和艺人们歌诗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活动,民间歌诗则为他们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头活水,这一切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并为南北朝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从“载道”到“写意”——从山水画论的角度评价魏晋山水诗

山水画和山水诗同时起源于魏晋,而在唐朝达到鼎盛。魏晋时期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在审美上也应该有互通之处。那么,两者就不仅仅是单纯独立的,而应该在艺术上有所联系。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引起同行学者关注。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意”范畴

诗文应“以意为主”是魏晋南北朝作家和理论家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却常常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丰富、新奇、精细、巧妙、深刻、高远、有余味、古等是这一时期人们在立意、构思上的普遍追求。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的文化透视

时间与生命意识是魏晋至刘宋时代诗歌意象的主旋律。它们集中表现在与落日、秋天和坟墓有关的意象群之中。面对落日象征的生命的短促与飞逝,建安诗人充实有限,两晋诗人企慕无限,宋代诗人融无限于有限之中。秋的意象成为诗人抒发无意识深处这种生命孤独、漂泊感的隐喻。坟墓意象既象征着生命与相对时间共同毁灭的悲剧性结局,又象征着生命融入大化运行的绝对时间之中的超然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