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现代性问题与启蒙视域--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中国哲学史"

本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本土思想资源的精神谱系,是在现代性问题与启蒙视域下构建出来,是现代性学问建制与本土思想资料结合的产物.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在中西哲学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似乎被忽视了,即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不是"意识"而是"身体"始终被置于中国哲人关注的中心,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安身方可立命"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堪称纲领性的结论.该哲学不仅以身体构建世界图式,从身体推出社会伦理,由身体企求精神超越,而且该哲学的历史亦是循着身体运行的模式而非意识运行的模式展开的.     

论中国哲学精神

何谓"中国哲学精神"?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回答.问题不只是在于哲学家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是看他们如何给出答案的.冯友兰、牟宗三、张岱年、冯契、萧(莛)父、李泽厚等人的观点都自成一家之言,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多数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哲学精神"的.如何从历时性、部门哲学等角度来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精神的问题,或可以深化我们对此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再讨论

自2003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2004年"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分别被评为当年学术界的十大理论热点之后,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沉寂数年,但这场讨论给人们带来的反思并未结束,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仍有进一步开展讨论的必要。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目的在于完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内涵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讨论,研究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并非要颠覆中国哲学学科,而是要努力使问题得以澄清,通过提供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可能途径,把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中国哲学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不无裨益。     

试论中西哲学“基因”的差异

围绕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持续争论,暴露出哲学界对内涵不断变化之哲学缺乏性质上的自明。哲学之所以在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哲学的性质,最主要的是因为它如同生物种类的延续一样,存在着"基因"原理。哲学起源于人的智慧对世界本质的探索,从两千多年来中西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径看,两者一直分别朝着总体的本体论和分析的本体论方向发展,并分别受到本体论中"物质性"和"运动性"的基因控制。当中西智慧各自以特有的哲学形态面世时,便分别表现出"实践类比"和"概念推理"的不同内涵与性质。中西哲学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物质和运动的复杂关系,向哲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本体论"的问题。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

当前,"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这中间究竟能不能提"中国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的观点是其一"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其二"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其三实地调查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那末,研究"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究竟对中国社会学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在文中着重加以说明的.     

从"中华性"到"现代性"——驳"中华性"之论

"中华性"之论从后现代的立场揭橥现代性的终结,进而以寻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中华性"为指归,表现出一定的追求民族文化个性的合理性.但其指认现代性为西方话语霸权而否定其使用的正当性,进而割裂现代性与其所言的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关系,这就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矛盾和困境.析分其矛盾和困境,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而且有益于文明间的对话与共融.     

中国“和”文化与中国人的生命伦理观探析

中国"和"文化的根本在于和谐、和平、合一。中国"和"文化奠基的中国人的生命伦理观在于:生命的发展是阴阳和合的产物,生命的成长、发展与壮盛必须合自然的规律与发展之道;天地自然的生之道即善之道,人秉天地之道,必然要将仁、善之性加以宏发;人生的终极追求在于生命圆满的状态,这种圆满是合一的,是人的生命自有、本有、永有的本质呈现。"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精神信仰。     

中国哲学的“自我诠释”

前些年,中国哲学界在深刻反思过去一百余年"以西释中"的实践中,作为对西方哲学解释强势的一种反制,提出"以中释中"(本文称"自我诠释")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多数学者的同情和支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之中,只有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从“大同梦”到“中国梦”:中国理想社会追寻轨迹

"礼运大同"是中华文化原创期集先秦各学派理想主义的最早系统表达,并在以后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持久生命力。近代以来,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顺应人类发展趋势,批判传统、判断西方、展望未来,并成功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梦"既坚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民族特色,又为它的实践确立了宏伟目标和路径选择。中国传统理想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追求,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精神。"中国梦"是一种思维范式、价值取向和求索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健康发展树立了一个理想主义维度。     

“中国模式”的八大要素

“中国模式”是有关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具综合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基本架构体现为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三位一体，反映的是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发展建设的道路和成果。“中国模式”蕴含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国情基石、动力机制、思维理念、环境氛围、发展主体、政治保证八大基本要素。     

“象喻”思维论

"象喻"是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它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立象见意"为目的,通过象征、联想、类比、暗示等方式,以整合的、情感的方式表述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不仅为仿效事物的形体提供范式,而且用以揭示背后的意义、思想和情感。考察"尚象"到"象喻"一脉的发展衍变,可以发现,无论是附在六十四卦《象传》中的推衍,还是《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说法,乃至诸子之学的理论升华,均明确地传达出在古人思想中业已存在着一种观念形态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有着复杂而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