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昆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效

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广受重视。本文以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视角,提出了评价幸福昆明的44个指标,其中“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标对幸福昆明建设影响最大,并分析了近年来幸福昆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医疗保险惠及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提升——基于消费升级的经验研究

医疗保险体系不仅是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韧性的制度保障,也是促进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改善的幸福源泉。本文引入消费升级中介路径,利用CSS2019数据系统评估了医疗保险参与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效应及可能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潜在的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风险后,参与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并对其社会反馈倾向产生积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可通过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优化家庭消费结构,进而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产生促增效应,而且服务性消费占比作为传导机制的贡献普遍大于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和制度分异特征,集中表现为医疗保险参与通过促进消费升级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机制效应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明显,城乡居民医保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相较于职工医保更为强烈。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引入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范畴,探讨居民对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主观评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运用多维测量法和单维测量法对天津市459名居民的城市建设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建设满意度三个构成维度中住房条件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城市居民对生活多方面体验后的主观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也能反映城市发展的状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就城市居民对个人与家庭生活质量、城市综合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区生活与社区凝聚力、政府执政能力、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六个方面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上海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认知的现状,分析背后的原因。     

“村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村改社区＂建设成为改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和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文章以天津＂村改社区＂试点乡镇的搬迁村民为调研对象,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村民的内心感受为研究主题,探讨了村民搬入新社区后的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的改善与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间的关系,通过对700名参与＂村改社区＂搬迁的村民的调研,运用结构方程等统计分析方法,发现这些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会保障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存在的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村改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具有指导意义。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关于如何建设社区服务体系的几点思考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主体工程。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宗旨,把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社区服务主要是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化服务。”如何搞好社区服务,是破解社区建设难题的头等大事。     

对山西省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的探讨

生活质量是对人们生活的全面评价,它不但反映人们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方面情况特征,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既包括生活的客观方面,也包括主观方面。为改善山西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应采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关注影响居民幸福的因素、改变城乡居民子女教育观念等措施。     

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

青年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值得社会关注。文章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运用满意度测量工具对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37．0％的青年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和居住类型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城市边缘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区就业质量研究--以济南市H社区为个案

城市边缘社区H社区就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呈现“边缘化”的特点 ,他们没有享受到就业服务 ,社区就业环境比较差 ,他们对其就业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质量的评价都比较低 ,城市社会保障网至今没有真正惠及到已成为济南市民的H社区居民 ,H社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社区就业质量不容乐观。政府应将城市边缘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 ,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 ;建立社区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大病救助的保障制度 ;以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为依托 ,建立健全社区就业服务体系 ;培育发展各类社区中介组织     

超越收入差距:幸福不平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新解析

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是否会促进居民健康是学界长期关注并争论的话题。既往文献多集中在经济收入客观侧而忽视了人们生活感受的主观侧,窄化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主观幸福的分布态势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时所不应忽视的,其也可能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增进。基于对CGSS 2005—2021多期重复截面数据的分析,考虑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等问题,一系列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在控制收入差距的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幸福不平等越高,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越低。进一步解析表明:这一关系的驱动机制既包括“机械关联效应”,也包括“社会情境效应”;而社会情境效应的影响作用在幸福不平等的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变动中都有体现。这些发现拓展和丰富了健康社会学的相关文献,为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参考。     

城乡居民生活一体化指标体系研究——基于陕西城乡居民生活的对比分析

城市和乡村建设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形成统一体,包含体制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及生活方式一体化等.本文在城乡生活一体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选取了生活收支、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三个领域的若干个反映城乡生活一体化的重要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陕西城乡生活一体化的进程做出了基本判断和分析,并提出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

本文根据对全国东中西部八个省会城市居民进行的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的抽样调查,运用因素分析法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仍然像20年前一样被城市居民看作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但主要仍是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在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最终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感知。研究也证实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正在从以往的微观层面转向当前的宏观层面,反映了他们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而且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婚姻状况、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的个体在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

对社区建设的强调、对社区建设之"重大意义"的肯定预设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在社会已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这种重要性已经大大弱化。因此,今天我们与其关注地域性的社区,还不如重视各种"脱域的共同体"。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顶点对应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350万,且最优城市规模随服务业的发展而增大。研究显示,中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农村户籍居民的“倒U型”拐点更大,反映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内化标准以及居住成本存在差异。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幸福感的最优规模,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供给,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为重点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并深化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大城市住房问题。     

中国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来自安徽省的证据

中国乡村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2006年的安徽省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城乡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其退休前职业层级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干部与教师和医生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而农民的生活质量最差。中国的农村老龄居民处在经济转轨与人口转变的双向运动中,这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