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琼瑶电影风格的变化

琼瑶是台湾电影界的一个传奇,她不仅多产,从1965年到1983年共担任了42部电影的编剧,而且她用这42部电影创造了一个新的电影类型——＂琼瑶电影＂。琼瑶电影的内核就是爱情,但是具体到每部电影还是带有不同的风格,总的来说,琼瑶电影主要经历了两次整体风格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从某些角度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本文就试从时代背景、观众品味和琼瑶自身经历三个方面浅析琼瑶电影风格的变化。     

浅析琼瑶电影对大众心理的把握

琼瑶为台湾甚至是整个东南亚的言情电影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型———＂琼瑶电影＂,洋洋42部电影,几乎每部都是叫好又叫座,每部电影一出来都引来观者如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琼瑶电影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本文试从女性观众和男性观众这两个大类来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台湾电影演变

台湾电影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乡土写实主义时期、新浪潮时期、寂寞探路期。从总体上看,这三个时期奉行的均是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原则,其中,台湾独立发展的电影类型"青春电影"严格地说仍应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台湾电影的未来则在于继续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路线,最终融入"华语电影"的大构架之中。     

“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现代性场域下内地青春电影的空间建构

内地青春电影通过空间建构,透视现代性场域中青春主体的生存焦虑。在内地青春电影中,青春主体的家庭空间是破碎与复杂的,家庭的残缺与破败、父母亲人的缺席与出走透视出独特的时代症候。而校园空间往往意味着规则与束缚,成为青春主体企图逃离与越轨的场域。相对而言,公共空间成为青春主体活动与生活的主要场所,但放纵与游荡其中的他们仍然感到迷茫,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村镇与都市是青春主体主要的生存空间,逐渐世俗化的乡村已不再具有曾经的诗意,落后与破败成为禁锢青春主体的空间特征,都市与城镇的现代化使青春主体迷失其中,成为堕落与放纵的乐园。     

浅析张艺谋电影“文革”叙事的特点——从《活着》到《归来》

张艺谋的四部涉及文革的电影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了历时性的言说,探讨了文革对个体和时代带来的创伤,影片传达了导演对文革理解。同时,从影片拍摄的历时性可见张艺谋对文革的书写,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文革的认识与表现也更具有深度,对当今社会认识文革具有指导性意义。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青春电影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日本的年轻导演的崛起,日本的青春电影也因此蓬勃兴起。本文主要探索了日本青春电影对日本文化的传承,并从其表现题材的三种方式和三种特色入手,剖析了青春电影各方面的特点。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兼论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创作

作为一个常胜不衰的类型,爱情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类型体系的中流砥柱.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高歌猛进,中国爱情电影发展的势头喜人,《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票房黑马的出现,更是充分证明了中国爱情电影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容小觑.但是,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却没有大幅度提升,平庸之作充斥银幕,成为观众的“鸡肋”之选,口碑和票房都持续低迷.针对当下中国爱情电影生产和创作的困境,从探讨爱情电影的本质入手,具体分析中国爱情电影在情感呈现、叙事创新、人物形象、城市景观以及明星搭配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为提升中国爱情电影的整体质量,实现良性持久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文学对电影的影响

在中国电影史上 ,大量移植改编文学作品来拍电影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期。一个是 2 0年代 ,当时中国影坛上盛行的侦探片、言情片和武侠片 ,大都取材于当时大都市流行的通俗小说。另一个是八九十年代 ,这一次文学改编成电影最显著的特点是从通俗小说转向了纯文学小说 ,注重表达的是民族整体经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导演 ,相对集中地从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文学作品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和题材 ,这种“强强联合”的做法成了一时的趋势。它在短时间里造成了对世界影坛的极大冲击。文学的传统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 ,在形式的转换 ,以及意境营造、情景交融、声画对位 ,及至各种文学的表现技巧 ,都曾经被有创造性的电影编剧和电影导演所利用 ,变成中国电影的一个构成部分     

灵魂的审视 唯美的追求——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

电影《恋爱中的宝贝》是一部用超现实的手法表现非传统爱情的影片,影片以独特的视角对纯粹爱情、精神家园、生命过程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整个影片拍摄制作十分精致,叙事和情感表现得相当巧妙,魔幻艺术手法的运用为影片带来了很强的冲击力,体现了导演的唯美倾向。     

影视中的乡土想象与国族认同——以德国的“家乡电影”为例

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建构文化认同时往往借助于口承文学、文字文本、仪式行为和图像传媒等.20世纪流行于德国的“家乡电影”,体现出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几代德国人的思想,说明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国民对于乡土的想象与情感之上.     

中国主流电影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建构

"主流电影"已成为当前中国电影实践与研究的热点问题。主流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电影形态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电影观念和体系的变革。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主流电影观念的分析,揭示工业体系下传播行为的有效性是不同视角的主流电影观对话的基础,并且提出判断主流电影的四个标准。引入"主流电影"的概念,建构"中国主流电影",其意义和作用在于,中国现有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生产、创作和传播都存在明显的欠缺,因此,需在上述三种电影形态之上,整合各方力量,调和观念、立场的分歧,以此形成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合力; 同时,与国际电影观念接轨,借鉴世界电影工业发展经验,打造中华文化的电影表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票房与艺术的悖论——对当前国产青春电影的思考

近年来,青春电影成为国内影坛一道亮丽的风景。青春电影票房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大数据的有效支撑,粉丝经济的巨大威力,擅于将其他领域中已积累的受众转化为电影观众,利用多种途径尤其是新媒体进行精准的营销等。但在红火的市场表象下,青春电影却潜藏着诸多危机,如创意匮乏、剧本薄弱,价值观扭曲,大数据积累不足与应用陷阱,类型单一、同质化严重,等等。青春电影还需要和中国电影市场、青年观众们一起,经过大浪淘沙,经历成长的阵痛。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兰电影号》小说为例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电影有关的场所、人物都成为不少通俗小说表现的题材,影院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环境。以《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为例,研究认为：一是上世纪20年代俗文学从电影处获得的创作滋养,为30年代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电影壮大了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俗文学的创作套路;三是电影不但成为小说的素材与题材,也影响了小说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研究

中国电影理论建设迫在眉睫 ,建立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理论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市场理论 ,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在此基础上 ,电影批评要注意理论批评和媒介批评 ,认清批评的有效途径 ,明确理论的对象化 ,区分批评的层次化 ,加强批评的个性化 ,引导批评的审美化是基本方向。     

儒家思想对中国电影美学的影响

本文以多学科研究的角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美学与中国电影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审美文化等均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电影也毫无疑问地濡染了这一思想,从而在世界电影之林中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     

青春镜像、成长修复与叙事的“缝合术”--以《那些年》和《致青春》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青春电影已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从2012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青春系列电影创作在大力追求票房盈利与赢得口碑的同时,更在努力实现一种叙事风格的突破。一方面,两部电影依旧沿袭了“青春”系列电影的商业策略,以讲述恋爱故事和重构青春镜像来保证票房;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青春怀旧的植入完成修复成长迷惘之目的。但是这种转型在获得新意的同时却造成一定缺憾,尤其反映了青春叙事的商业电影正面临需要依靠“缝合术”得以弥补表现力不足的困境。     

影人大迁徙和电影传播新格局

抗战胜利后的影人大迁徙是中国电影传播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而人员的频繁流动所带来的电影传播诸多的新现象、新问题,都对后来中国电影新格局的形成、其后的发展与变化、以及生态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和戏剧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期开辟“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多方专家学者就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海外各文化机构、文艺派别、文学团体或人物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方向、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精神品格,以及抗战时期的小说、评论、戏剧、电影、报刊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见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