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胆》主题辨析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六部历史剧,恐怕以《孔雀胆》较为特殊,无论在创作动机,还是人物和题材的选取和处理上,都与其他的五部历史剧有所不同。作家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创作此剧的。当他把第一稿(以下称为《征求意见本》)拿出来征求意见时,就曾经引起若干争议,主要意见是认为主题存在问题。后来经过作家几次修改,人们仍未消除对《孔雀胆》主题的争议。直到今天,仍有人对此剧的主题“有相当的保留”。剧本最初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首演,演出效果十分成功。抗战时期在昆明演出过,仍然比较吸引观众。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再度公演,并在电台广播了实况录音,     

浅谈《孔雀胆》的得失

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孔雀胆》,自抗战时期发表演出以来,激动着不少读者与观众的心;剧中正面人物的悲剧命运,赢得了不少真挚同情的热泪。但也有人这样问作者:“全剧的主旨何在?仅为车力特穆尔这黄鼠狼吃不到天鹅肉,因妒而弄成这悲剧吗?”这问题很使作者失望,他想到“或许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善与恶——公与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孔雀胆》的成败得失

“芝麻开门” 阿拉伯神话故事中的阿里巴巴,探知到“芝麻开门”这句咒语,打开了山中宝库的大门,寻找到埋藏的宝物。如果我们把郭沫若的《孔雀胆》看作一座小小的艺术迷宫的话,要走进这座迷宫,也必须先找到那能打开宫门的钥匙。     

鲁迅小说艺术的一次跃进——《长明灯》解读

《长明灯》和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样,着重抒写的是面对庸众的先觉者的悲衰,表现着作者明白、热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然而,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作者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呐喊”到“彷徨”的过程。深沉的思索使小说在主题的揭示方面显得更为深切,艺术上则更趋成熟,达到了新的高度。     

微笑的行者与坚实的足音——崔武散文集《行者足音》读后随记

作者因为有生活才写作，不是为写作而生活。《行者足音》涉猪的是作者“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行者足音》创造了从平凡的素材发现有意义的题材，为主题的表达寻找到恰当的结构，并且凸显出长于铺叙的艺术特色。《行者足音》形成了平和、从容的风格。     

关于“胆如斗大”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引《世语》:“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种说法近似小说家言。姜维是否真的被解剖,他的胆的体积到底多大,原是不必深究的。关于“胆如斗大”,《资治通鉴·魏元帝咸熙元年》胡三省注说:“如斗,非身所容,恐当作升”。三国时的升到底多大,不很清楚。新莽嘉量的升是199·6875毫升(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543页),根据历代度量衡的数量标准不断加大的一般规模,三国时的升当不会小于新莽嘉量的升。如果姜维的胆真有如许之大,那他必定是患了胆肿大的严症。然而,姜维却总是跃马扬威纵横驰骋的,并没有捂着肚子唤痛的记载。胡三省拘泥于胆的实际大小,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形容和夸张,固属短见;而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竟然根据胡注的疑问之词,将“胆如斗大”改为“胆如升大”(见《三国志》1975年4月第六次印刷本,第1068页),则不免焚琴煮鹤之嫌了。     

《南冠草》简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最光辉的巨星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那么,抗战时期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在第一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的诗集《女神》,对我国新诗坛具有开创意义。而在第二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写的六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1943年3月写的五幕剧《南冠草》,在我国戏剧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史剧中,作家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是这些历史剧的共同主题。《南冠草》就是描述1647年6、7月间夏完淳被捕并壮烈牺牲的一段历程,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悲剧。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诗用“翻案法”》作者张福勋原载《文史知识》１９９６隼第１期“翻案法”，就是诗人在作诗时，故意沿用前人诗意，但又必求一反前人诗意，而其意又当在情理之中。“翻案”需要诗人的“艺胆”，更见出诗人的胸次。当然，“翻案”最要紧的，还是要根据自...     

孙悟空与神魔世界

一在《西游记》讨论中,神魔问题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孙悟空的基本评价,影响着人们对作品主题的认识。为了不使讨论过于枝蔓,有必要先作两点说明:其一,《西游记》是在民间流行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有许多重要情节都来自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因此它不是吴承恩的独立创作。但是,与以前一切取经故事相比,《西游记》在主题、人物、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改变,成为一部“神骏丰腴,逸趣横生”的杰作。正如郑振铎所说:“吴氏以他的思想和灵魂贯穿到整部《西游记》之中。”(《中国文学研究·〈西游记〉的演化》)我们应该把《西游记》作为一部有着整体艺术构思并体现着吴承恩的“思想和灵魂”的长篇小说来理解。其二,读《西游记》的人,往往很自然地由神魔联想到当时的社会,并不觉得神魔世界离现实生活太远,这是由于作者颇为自觉地把自己对社会的某些认识和理解融入了对神魔形象的描写之中的缘故,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神魔有象征意义,或者说有寓意。作者的《禹鼎志序》可做旁证。《禹鼎志》是作     

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上)

20世纪的“红学” ,与“莎学”、“浮学”一样 ,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与价值。从胡适“红学”范式开始 ,便延续着反 1 2 0回的《红楼梦》的基本思想。“红学”的真正意义 ,应以主题学为骨干 ,涵盖作者学与版本学。曹雪芹是 1 2 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高鹗续书说不能成立。王国维的“红学”范式 ,是新红学的创始模式。美学批评学、文艺心理学、史学索隐学、文学考证学等学问为“红学”的研究拓展了无限的空间 ,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显学文化。《红楼梦》从“真事隐去”说 ,说是南京梦 ;从“假语村言”说 ,即是北京梦。 2 1世纪的红学 ,不是反对《红楼梦》 ,而是支持《红楼梦》的     

后殖民语境下“文明”寻找“野蛮”之旅—解构康拉德小说《黑暗的中心》和电影《金刚》

后殖民主义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批评理论,其实质是西方对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文化侵入。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依据,平行解构《黑暗的中心》和《金刚》中所掩藏的虚伪的西方“文明”。本文作者认为,《黑暗的中心》和《金刚》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明”寻找并探索“野蛮”异域的主题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小说《黑暗的中心》和电影《金刚》的旅程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探索,更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之旅。     

文学作品的主题新探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主题而凝聚为一个艺术整体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主题”这个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某种偏差。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将文学作品的主题仅仅归结为一种思想，如认为主题是“作者通过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见蔡仪主编《文学概论》）；是‘’通过形象体系显示出来的中心思想”（见以群主编《文学基本原理》）；是“年过作品描绘的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篇作品所显示的总的思想意义”（见十四院校联合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类似的解…     

“借题目写性情”——《儿女英雄传》主题新探

《儿女英雄传》的主题一向以“宣扬封建忠孝节义”著称,本文从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情节结构的设置等几个方面详加考察,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借题目写性情”的新主题现,肯定了作品的时代进步性。     

诗眼活现的散文——读《杨朔散文选》扎记

写诗要有诗眼,做戏要有戏眼。所谓“眼”,指艺术意境的焦点,艺术意境的脉胳。诗有了“眼”,就有了意境,戏有了“眼”,就有了戏味。散文有了“眼”就有了“神”!杨朔一向致力于诗眼的创造,努力加强散文的美感。杨朔散文中的“眼”点,有的置在篇首,象明灯高悬,一灯指路,有的居其中间,似佩玉在身,忽隐忽现;有的嵌在结尾,象群山之巅,须仰视才见。《雪浪花》的“眼”点在篇首。《海市》的“眼”点就在中间。《海市》是一篇诗意盎然的散文,作者     

阿盖公主

古往今来,多少富于才华而又忠贞不渝的女子,为了维护一种信念,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剧。并于悲愤之中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读过《孔雀胆》的人一定会记得纯真而忠贞的阿盖公主,她自幼能诗善文,曾在与父亲宴酣时写出了这样优美的诗句:     

三峡移民文艺作品中的“家园”主题

三峡文学是一个地理文学概念,它着重强调三峡自然和人文环境对相关文学作品的影响。三峡水库的兴建为当代三峡文艺作品增添了新的主题——移民。这种类型的作品倾向于表达三峡地区在经历这场世纪大工程时的人文变化和对立矛盾,在淹没与重建的过程中,"家园"的缺失引发了很多人文工作者的思考。小说《孔雀的叫喊》表达了作者追溯个人和历史文化家园的主旨,电影《三峡好人》更注重人文关怀,挖掘了人类共有的漂泊情结和苦难感,并试图在迁徙过程中重建自我的精神家园。     

《豳风·七月》作者新探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颂”多为上层阶级的作品,已成定论,而关于“风”诗的作者,研究者往往偏执一端,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分歧更大。本文试图依据西周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以及原文本义,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求教于大方之家。 《毛诗序》最早把《七月》的作者说成是周公。它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其后注疏大家郑玄、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遂沿用旧说,垂行后世。至宋代朱熹等人从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发,大肆发挥。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先公之风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认为《七月》的主题是反映“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     

“象牙塔”里的感叹－－《荷塘月色》的主题辨析

:《荷塘月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灸人口的散文名篇之一 ,人们都公认此文的艺术特色是“文中有画 ,画中有情 ,情景交融”。但对文章的主题 (即“情”)却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从朱自清写作这篇散文时的处境入手 ,结合文章本身的内容进行分析 ,提出《荷塘月色》的主题是作者对自己“象牙塔”中的现实处境的别无选择和对美好人生境界无法达到的感叹 ,在这种感叹中凝聚着一个身不由己的知识分子对家庭与社会的良知 ,真实地再现了朱自清的人品。     

论《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

《长生殿》的“三易稿”使作品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又与《牡丹亭》不无关系。洪昇对《牡丹亭》的评价恰恰印证了《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这种借鉴具体表现在剧情结构、爱情主题、通变手法、细节描写等方面。这种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时时体现出作者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