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尚书》 的“ 人神观” 及其思想史意义

《尚书》经典中蕴涵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文本所涉天命、鬼神、上帝、群神、神人等与"神"直接相关之思想概念与哲学范畴,是建构《尚书》"人神观"与先秦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之内容。《尚书》文本论"神"与论"人",既弥漫着强烈的神性意识,亦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所论人神关系内容,蕴含天人关系、天神关系和天祖关系,是天、神、祖、人、上帝之间立体融合。《尚书》"人神观"反映了殷周之际思想世界复杂之人神关系图景,体现了"人本"与"神本"并行发展之态势,展示了"人神同构""天民一体""神人不二"与"天人合一"之理论特征,彰显了中国古代社会以"神道设教"和"人道设教"为特质的历史文化思想面相。"神本"向"人本"转向之观点,并非完全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轨迹与状态。"神本"与"人本"、"神道设教"与"人道设教"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张力中并行发展且互为补充,并成为社会稳定与人心安定的重要教化之道。     

从吴宓爱情观看五四“新”“旧”矛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吴宓,在文学与爱情观上呈现出保守和浪漫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将从这一矛盾出发,重新认识吴宓,进而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文化价值取向,澄清大多数人对于"新""旧"两派、对于"五四"时期的误会,正确认识"新""旧"两派在"五四"时期的价值和地位。     

“和谐”思维的极致——论经典读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它是同一性的一种状态,是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的理想存在形式。事物之间和和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发展的美好境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和谐"关系读本。作品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和谐、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都无一不在诠释着作者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想境界的膜拜——和谐。     

同义词“公正”“公道”“公平”释义研究

以"公正""公平""公道"为例探讨同义词群之间的关系,从构词的共同语素、运用环境方面进行分析,说明词群成员的个性特征,显示它们的用法区别。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女勇士》中“鬼”的文学意义

《女勇士》是美籍华人汤婷婷的自传体小说,描述了在成长过程中她与美国社会和中国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相互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当对立的一方在精神和观念上威胁到另一方,或者打破了对方传统社会习俗的法规和准则,以至于伤害到对方的感情并引发精神上的羞辱感和恐惧感,那么在对方的眼里,这一方就是“鬼”。因此“鬼”的本质是对立面———个人或群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文学象征。     

软实力视域中的“美丽”概念分析——基于“信息复杂全息人”视角

"美丽"是与主体心身状况密切相关的概念,也应属于"软实力"的研究范畴。建设"美丽中国"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现、总概括,又是一项由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的系统工程。"信息复杂全息人"(ICHP)是进行美丽城乡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要素。凡是有人参与的系统都是"巨复杂自适应智能系统"(GCAIS),所以,"建设美丽城乡"和"建设美丽中国"都是GCAIS。"美丽"的复杂性来自于"人"的复杂性,在"软实力"领域内,与ICHP相适应的"美丽"是"量子信息生态美丽"(QIEB),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可分为3大类:"硬美丽""软美丽"和"巧美丽",5个层次:"渺观美丽""微观美丽""宏观美丽"(美丽城乡)、"宇观美丽"(美丽中国)和"胀观美丽";"QIEB"具有时空性、信息性、量子性、全息性、分形性等基本属性。     

中外古典时期的“名实”观比较

在先秦和古希腊,哲学家们都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名""实"关系问题,并建立了各自的"名实"观。文章比较了他们对"名"的本质、"名""实"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正名思想,认为先秦诸子主要是从外部关系看待"名""实"问题,古希腊哲人主要是从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看待"名""实"问题。     

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法”与“德”

"法"、"德"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关系的管理活动,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主客体个体因素的作用,决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合理地蕴涵了"法"与"德"的统一.     

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类本质”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分析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将其展开为"双重逻辑"。在当代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不仅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更凸显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历史向度中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在逻辑向度中使类本质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升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理论基础思考,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同时更丰富了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时代内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鬼的“人化”与人的“鬼化”——藏族社会活鬼文化探研

活鬼是一种神秘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它兼有人和鬼的一些特性.在我国藏族地区,活鬼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生辰八字不好,以及家庭遗传两个方面的原因.宗教界和民间社会各自形成了一套活鬼的辨识和矫治体系.从文化 发生学上分析,活鬼的形成主要经历了鬼的产生——驱鬼(人扮演鬼)——活鬼形成三个阶段.广泛存在于藏族地区的活鬼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民俗现象,毋宁讲是一种文化建构,其文化隐喻在于:为现实中无法解释的事情以及社会关系的压力寻求一个“出气口”,将少数群体视作各类矛盾的“替罪羊”,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从而为社会矛盾提供一个常态化的舒缓、化解渠道.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词之“朴”“艳”与“深”“浅”

"朴""艳"是一对非常重要词学范畴,"朴""艳"内涵的丰富及演变轨迹突显了词体的文体特色,其中"艳"尤其突出,与社会风气、创作环境和诗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朴""艳"与"深""浅"的辩证关系中亦可以了解词体发展。     

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目前,我国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合作社价值与原则为标尺来衡量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存在着"制度背景的局限性""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理论范式的局限性"。西方传统上和现代中,合作社具有客观上的市场性与主观上的反市场性之间、资本与劳动所代表的市场权力反向变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平等的社员权利与社员异质性间的矛盾,且伴随着合作社实践的嬗变呈现出"公司化""营利性"等"异化""漂移"的倾向性现象。基于"过程观"或"生产力视野"的共享发展理念,内生于"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的益贫功能和共享性特质,其实现机制和依赖的制度环境具体通过普通社员的自由选择权和"用脚投票"机制、普通社员与精英社员的利益博弈机制、政府对合作社益贫行为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减贫行为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共享发展。尊重中国农民"互惠理性"和合作共享的现实需求,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增强整体制度环境的益贫性和共享性,这当是中国农民合作社是否"规范"之争的关键所在。     

从“人体延伸”到“思维延伸”:麦克卢汉与凯文·凯利技术哲学述评

作为技术哲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冷热媒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地球村",凯文·凯利则提出了"技术元素""技术是思维的延伸""技术是第七王国""科技与人类共同进化"。二者的技术哲学思想在媒介观、媒介与人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既自成体系,又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     

对“两型社会”建设的哲学思考——兼论环境保护中的博弈论

以生态文明为底蕴的"两型社会"建设实践,应对的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问题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当前和长远、个体与集体之间独特的利益博弈关系和矛盾解决方式.应该从观念、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实现路径.     

“物”“我”如何“通”——庄子“与物无际”与“不以物易己”的哲学分析

以广义的存在为背景,人与物既呈现为彼此区别的存在形态,又展示着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就狭义的"物""我"之间而言,其涉及人与外部世界中对象的互动。庄子认为,与本体论立场上的物与物之间的相互沟通、转化相应,物我之间也呈现出"通而为一"的价值论的内涵,基于此,庄子对人与物之间以何种方式走向"通"进行了考察,认为物与我之间的相互沟通具有过程性的维度,并具体体现在以言称谓物、"以意致"之上,同时须坚持"以德为本"的待物方式。     

“百花时代”爱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态

"百花时代"的爱情小说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文本,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极其微妙复杂,主要表现为三种心态:忏悔与救赎、矛盾与焦虑、悲情与感伤。上述心态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共同体意识”分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应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主要因为在后现代条件下社会个体认识到"社会正义"实现的历史性,也认识到"生活和谐化"的达成只有以"理想共同体"为展望并在合理协调"团体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智慧",它同时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