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辨——读杨朔《雪浪花》札记

《雪浪花》中有个“咬”字用得不同凡响。一个“咬”字就把雪浪花写、“活”了,把老泰山写“神”了,把这篇散文诗化了。文章开始,作者写海景,赞浪花。写景状物,千恣百态。可以说,杨朔同志把浪花的性格、脾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集中”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

“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也有说“本身的一些重要特点”、“自己的特点”、“特殊的优点”等,文字不同,含意一样),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每当我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特点)的论述时,总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没有把“集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呢?难道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发现这个“优点”,或一时疏忽?我不以为然!且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之经典论著,就是在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一文中就有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提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修辞新格谈

语言是大海,大海的浪花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修辞方式就象大海的浪花,我们捕捉到浪花的表现形式,分析其不同的采色、形象,形成了修辞学中的辞格。这种研究是重要的,能让语言的浪花更加绚丽。语言是森林,林木的品类是繁多的,也婀娜多姿,研究这些多姿的体态,也同研究大海的浪花一样。难怪有的人把语言的艺术叫做“艺海”和“语林”。 人们认识语言中的修辞艺术是很早的事情。但是成系统的研究修辞格,宋代陈騤的《文则》,明代陈绎曾的《文说》已见端倪,而形成理论的体系,则始于唐鉞的《修辞格》一书(1923年),这本书列了五类二十七种。其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     

红豆不是相思子

永正同志《红豆春秋》一文,沿袭旧说,把“红豆”和“相思子”混为一种植物,值得商榷。关于“红豆”和“相思子”的解释,有几种说法: 明李时珍《草本纲要》说:“相思子,生岭南,树高丈余、白色,其叶似槐,其花似皂荚,其荚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黑色”。     

书评：生命不息 求索不止——读理真同志《求索文集》有感

生活是奔腾的江河，川流不息、奔向前方。在生活的洪流中，有漩涡、有激流、有浪花，怎样才能长流不止、永不枯竭呢?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赵理真同志的《求索文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感慨颇多，启发很深，作者的这种执着追求，即是对生活的最好诠释。     

论《史记》无“微言大义”说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所以运用了许多手法,这样《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巨大价值。“微言大义”说是不是科学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去索解《史记》是否符合司马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     

也谈诸葛亮的澹泊——与黄裳同志商榷

黄裳同志著文于《人民日报》,说如果相信诸葛亮“主张淤泊”,那便是“中了《商士传》、《隐逸传》以至《三国演义》之类读物的宣传影响,”“上了过去论客的当。”请葛亮究竟主张过澹泊没有呢?黄裳同志似乎说得过于绝对了。黄所举的一些读物,当然不宜用作分析诸葛亮的论据,但至少还有《三国志·蜀书》和《诸葛亮集》,可以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提供可信的史料。请葛亮主张澹泊,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关于彭湃同志的牺牲日期

关于彭湃同志的牺牲日期,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许多同志认为是八月三十一日(1929年)。如,1959年出版的侯枫《彭湃烈士传略》写道,“彭湃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下令,被枪杀于伪龙华警备司令部”。该作者1978年10月出版的增订本《彭湃》中仍用此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称,彭湃“1929年8月在上海被捕,8月31日在龙华被害。”《人民日报》1978年8月31日《不废江河万古流》文中说,“今年8月31日,”是“彭湃烈士就义纪念日”。《解放军报》1977年11月8月《缅怀彭湃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文中说,“8月31日,彭湃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也有不少同志认为彭湃牺牲的日期是8月30日。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的《华南革命史迹》(一)书中“彭湃同志史略”一文写道,“8月30日由汉奸卖国贼中国人民刽子手蒋介石下令,枪杀彭湃同志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南方日报》1978年11月15日《宁死不屈浩气长存》文中说,“彭湃同志坚持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终于在8月30日这一     

也谈《女神》的创作方法

关于《女神》的创作方法,历来意见不一,各有所据。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一、有的同志提出《女神》“在本质上应该仍是现实主义之作”,因为“《女神》中那种狂暴地咀咒黑暗社会,猛烈地反抗传统思想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不根源于现实的”。二、认为《女神》基本上是革命浪漫主义,具体论述又有差别。有的说“是革命浪漫主义”,有的说“是植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泥土之中,和现实有着血肉的联系,但又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理想的革命浪漫主义”,有的则说“就《女神》而言,不但闪耀着革命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三、认为《女神》基本上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但具体论述又是各有     

《矛盾论》题名小考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中外著名的一篇哲学论文.但是《矛盾论》这个题名是何时有的呢?学术界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是原来就有的,有的说是后来改加的.据查阅有关文献获知,《矛盾论》原先并不是一篇单独的文章,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哲学课时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当时的标题叫“矛盾统一法则”,即现在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 或     

读《〈九歌·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

读了龚维英同志的大作《〈九欧·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有些疑问,写在下面,请龚同志和读者指正。龚文说“东君”是祭朝霞女神,根据的是外国的神话传说。这种论证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外国神话传说各有体系,不宜互证。如中国有“女娲炼石补天”之说,外国便没有;外国有“朝霞女神是太阳神的侍婢”之说,中国也未必有此说。退一步说,就算中国也有;可是说《东君》只祭祀“侍婢”,而不祭祀主人,未免“尊卑易位”、“本末倒置”。     

那样理解符合“一分为二”的原意吗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很不一致。周启伦、李铁城二同志在《“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吗》一文中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把对立统一表述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仅仅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     

党对文艺工作实现思想领导的光辉文献——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正> 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来领导,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这里说的“思想领导”,当然不是说思想和理论本身能够实施领导的责任。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党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领导文艺的意思。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着重从理论上指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两年后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则是我们党对文艺工作实现思想领导的一次全面而正确的具体实践。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