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福山与沃勒斯坦历史趋势论之比较

福山和沃勒斯坦的历史趋势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何种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将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沃勒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面临崩溃。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演绎的结果,福山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单线进步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沃勒斯坦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多元的和全球性的。三是历史的终结和主体的实践。福山认为在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后,人们的实践是消极的,所获得的只是物质的满足;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终结后,美好的社会只是一种可能,因而主体的实践变得非常必要并且意义重大。总之,两人的历史终结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前景的不同认识。     

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福山“历史终结论”及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普遍史的角度,认为历史具有方向性,同时也具有终结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观点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把它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到三个普遍史论者,却混为一谈。近代关于普遍史的论证方式至少有三种,这些论证都建立在对人性改造具有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要批判福山有五个方面的难度,但总而言之,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如果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这个整全性学说本身的理论逻辑对错,都将窒息人类长远的发展。     

“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西方现代政治的歧途:走火入魔——兼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政治的好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认真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今的西方政治本身,考察它是如何踏上走火入魔的歧途的,并再次审视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

本文系统论述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含两个理论层面 ,一是以“哲学终结”为轴心的元理论 ,二是以“哲学基本问题”为轴心的对象理论。恩格斯认为 ,以思辨的方式构造自然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走到尽头 ,而包括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则已发展到了足以提供世界联系和运动之总体图像的程度 ,用实证科学取代哲学去认识外部世界的规律已势在必行 ,哲学终结的时代由此来临。这种终结是一种有限终结 ,哲学还可以在思维领域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与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六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辉煌的历史。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大书特书。     

“终结论”思潮勃兴原因透析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终结论”思潮亦是如此。科技革命的兴起、全球化的延展、“普世价值”的宣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主客观条件促使“终结论”的兴起并于80年代再度勃兴,成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探寻终结论思潮产生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极其重要。     

关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几个核心问题的再认识

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理论讨论中,关于其思想渊源与创新发展、历史主体的自觉性与自发性、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等是最为深层和争议最大的几个问题。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经典文本出发,对之进行深度开掘,并据此作出新的时代解读,这是推进此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     

论历史规律的层次性

长期以来,由于对唯物史观理解不够,在传统唯物史观指导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把历史规律简单化的倾向。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能理解历史规律的层次性．历史规律应该划分为一般规律、阶段规律和领域规律三个层次：     

论历史规律的层次性

长期以来,由于对唯物史观理解不够,在传统唯物史观指导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把历史规律简单化的倾向.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能理解历史规律的层次性.历史规律应该划分为一般规律、阶段规律和领域规律三个层次.     

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及世界意义——兼论福山命题的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式政治发展道路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似乎只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发展.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以票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打破了"历史必然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题的虚假魔咒.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注重政治发展的形式与目的 的统一,实现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怀旧与终结（二）－西方全球化的不谐和音

惊呼西方全球化破绽百出、亟待抢救的声音,预言西方全球化前景黯淡和没有出路的声音,怀疑、批评、谴责、控诉西方全球化的声音,来自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