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

准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性为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治理和法治实践缺乏解释力。现代法治精神内核是规范公权力,“制度之治”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及“中国之治”的根本特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双轨并行”型制度架构,应遵循统分结合、平等互促、合理转化的原则,从制度的理念、内容、形式全要素、全过程地促进二者衔接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制度互动格局。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利用上市公司促进青海资源开发的法律思考

青海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源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从资源开发的比较优势看,本地上市公司为地方经济加快结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以青海上市公司在资源开发中的作用为中心内容,并就法律保障问题作一些分析。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的民生保障法律研究——以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为例

为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青海省着力打造以西宁为中心的东部城市群建设,已有实质性进展。但民生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有必要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加强民生保障法治建设:改善民生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核心问题,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要保障城乡居民的发展权;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中要保障居住权,提高城乡住房保障水平;建立健全扶贫开发法律制度;实现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认真对待农民诉求,切实解决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论欧洲中世纪法治精神的形成——以法学教师职业群体的生成为视角

人类的法治制度实践在文艺复兴之后得以充分展开,但法治精神的种子却在中世纪欧洲即已深深植根。当罗马法规范体系的精致和深邃与经院主义研究方法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里相遇,共同促成了欧洲最早的法学教师群体的生成。法学教师们通过重构法治基本价值原则、指导法律规范完善和重塑法律共同体及民众法治信仰等方式,在法治客观价值确立和主体意识养成的双重意义上,为中世纪法治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构建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思考

由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处于缺失状态,我国遗传资源的获取、交换、国际交流、进出口以及利用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和规范。为了规范上述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种确立鼓励利用的政策取向,选择专门立法模式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首次提出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增加遗传资源的来源以及事先知情同意的信息披露内容的建议。     

依法治国的宪法性思考--兼论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的法治精神

崇尚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依宪治国。法治、宪政与政治文明三者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宪法角度讲,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构建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建立科学合理的宪法性审查制度、确立全面司法审查原则的宪法地位等方面。     

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清末修律以来的中国法律和法学的百年发展,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外国法律和外国法治经验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移植外国法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律移植的可实现性、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以及法律全球化理论等主题方向。原本来自外域的法律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法不可分离的主体部分,这体现在法律观念、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术语、法律规则、法律教育、法律职业、立法和司法制度等广阔领域。通过梳理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与学术脉络,可以总结出若干重要的研究结论与学术共识,一国法律的现代化既应立足于本国的法治实践和本土资源,又吸收其他国家法律与文化的有益成分,如此兼容并蓄,才能实现法律文明和人类事业的总体发展。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利用民族法律资源促进西部地区开发

民族法律资源可以促进和保障西部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国家对西部及民族地区投入的兑现,保障国内外资金和技术进入方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要克服我国现有民族法制体系不够完善、民族地区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和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的不利因素,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充实我国民族法律资源,贯彻自治法、用活自治权,严格执法、强化监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提高民族法律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