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王阳明心学哲学立场新探

阳明哲学的理论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涵盖了理学的方方面面,高妙至极。古今学人均有以"是内而非外"、"重内遗外"或"完全转向内向性"等论断来界定阳明哲学立场的,本文以探索学习和对阳明哲学加深了解的态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阳明学是以"合内外"为其哲学旨归的。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     

论王阳明的德育思想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时期“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德育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阳明在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出入释老”而“归本孔孟”的思想历程。他最初是“泛滥于辞章”,接着是“遍读考亭之书”,继而又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正德三年被贬至贵州龙场驿,才真正形成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历史上称之为“龙场悟道”。此后,他的心学思想日益成熟,相继提出了“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体系,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心学道路。王阳明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之后,到处创办书院、广招弟子,以培养自己的学术传人,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终于将明代形成的心学思潮推向高峰。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文录》时,特别重视阳明学成以后的作品:“自滁阳以后(阳明42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刻文录叙说》。后凡引本书只注卷数与篇名)而对     

“知行合一”浅议

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守仁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明朝著名的教育家。由于冒犯当时专权的太监刘瑾,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做驿丞。他在那里创建了龙岗书院,又主持贵阳书院,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知行问题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传统的课题,也是宋明时期各家学者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知行合一”的提法则为王守仁所首创。     

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

耿宁先生的阳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新路。在此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道路上,除了耿宁先生展示出来的以"心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心学的路向,还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以"性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性学的路向,而这个现象学性学的基本概念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出发,对耿宁先生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解释发出了一问。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论阳明精神

文章从阳明“心”即“理” ,“知行合一” ,“良知” ,“致良知”论思想体系的一个侧面讨论了阳明高扬自我 ,著实体履 ,铁肩道义 ,人 (仁心 )与自然共为一体的伟大精神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阳明心学三题小议

阳明心学三题小议［日］山本康雄阳明心学的研究，除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均有精深的探讨外，国际上也甚重视，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丰硕。我作为东瀛来华求学之一个学子，对王阳明的学说颇多兴趣，仅得一管之见，分为三小题进行评议，惟望方家前辈赐教。（一）“心即理”和“致良...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心即理”辨

程朱"性即理"、阳明"心即理"的论断,为宋明理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基石.考虑到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故若要儒学为人们所理解,必须从根基处重新阐释,本文遂尝试提出意义世界说,以解决这个"儒学现代化"中奠定基础的关键问题.程朱、阳明断定人的存在中内涵着天理(诸先大儒称作本性或本心).是一个正确的论断.错误之处在于对其来源的解释.本文论证,天理并非源于天命,而是来自客观地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世界.本文以笔者早年提出的"'我'之六义"说阐明,人的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之维,此维由意义世界浸润化成.立此说,极容易解释,常人何以未有天理之全;修养用功,致力处全在观照意义世界价值内核并化入自身,遂可判定朱学高于阳明学.并据意义世界说,对牟宗三"智的直觉"、"良知是呈现"说之得失作了评判.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为何民法要分物权和债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及其理论体系多建立在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基础上。然而,为何立法和理论上会发展出物债二分？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至今未能提出完整的解释。目前的相关理论有道德哲学说、交易安全说、请求权说,都有各自的缺陷。从法外视角提出的“时间落差”说能有效解释此问题。在生活中,交易并非瞬间完成,往往存在时间差,这是民法区分物权和债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