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侃如传略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昆明的一次学术会议中,杨明照先生讲到陆侃如先生的一段海外趣闻:一九三五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主考人向陆侃如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何不言西北?陆应声而答,“西北有高楼”。杨先生谓此问答,可入“新世说”。非此五字相答,不能成其妙。作为艺术描写,或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紀念陈嘉庚先生誕辰一百零五周年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时毛泽东同志送给他的题书。当时正在重庆的我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到会致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陈嘉庚先生逝世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他送了花圈,以表哀悼。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对陈嘉庚先生一生的     

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学记》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结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着说明。有一次教这篇课文向学生提问,得到这样的回答:问:鲁迅先生在这里强调要拿来什么?答:拿外国的好东西。问:什么好东西呢?     

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

<正> 一九三○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许多年以后,向达先生在论及“敦煌学一辞的原起”时回顾道:“敦煌学一辞,是陈寅恪先生立的.他为陈垣先生的敦煌劫馀录写序,始创此名.”在那篇著名的序文里,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当时正在露头的一种趋势:     

论语言质变的两种情况——再向高名凯先生质疑

高名凯先生在1955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汉语语法的历史继承性”。在这篇文章內,高名凯先生首先指责了我国语言学界“不从汉语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研究现代汉语的事实,而强调研究汉语不能拿历史的事实来解释,结果就把汉语的研究变成了‘任意捏造和乘兴作说明的场所’”。他举出实例:“年来五花八门的新汉语语法著作的出现正是反映这种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一面镜子”。“为着扭转这种局面”,他认为:“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强调提出的必要”。在这样一个冒头皮下,高名凯先生就从句子、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赵嘏登第年代考辩

关于晚唐诗人赵嘏的登第年代,众说不一。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会昌三年癸亥八四三”下云:“赵嘏登进士。诗集八有和赵嘏题岳寺一首,无甲子。”缪钺先生《杜牧年谱》,“大和六年壬子(公元八三二年)”云:“赵嘏亦晚唐诗人,于会昌四年举进士及第。”其后“会昌二年壬戌(公元八四二年)”又云:“赵嘏举进士及云(《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前后自相矛盾。文学研究所新编《唐诗选》下册断言赵嘏为“会昌二年(八四二)进士”,显然是沿袭《唐才子传》。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则据     

自有流韵动人处——论《歧路灯》人物形象的塑造

《歧路灯》自一九二七年北京朴社版问世以后,论者常常将它和同一时期写作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相比较。郭绍虞先生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有价值的伟著”,“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估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朱自清先生断言:“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蓝翎同志在分析《歧路灯》不受人重视的原因时指出:“平心而论,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对“苏轼试论”与“几点意见”的意见

前年冬天,读到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文学研究”第四期),就觉得有些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的“文学研究”上,又读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黄昌前同志写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一篇是王季思先生的答复文章“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     

重言的性质与释义问题——从“桃之夭夭”说起

<正> 《文史哲》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发表了吴秋辉先生的《“桃之夭夭”解》一文。吴氏认为“夭夭”实为“天夭”之误。窃以为此说不能成立。“夭夭”与“天夭”,确有形近致误的可能。但对古书文字正误的判断必须十分慎重,绝对不能以臆必来下结论。象“桃之夭夭”这样的     

初唐四杰之称始于咸亨中

初唐四杰之称究竟始于何时?唐代史料中无正面回答,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学史家们的著作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高宗至武后初年”说;一种是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唐太宗贞观中年以后至武后当政期间”说;第三种可以称为“麟德说”,刘开扬先生在《唐诗通论》中定为“龙朔（661一663）和麟德元年间”,何林天先生则考订为“麟德二年”（其文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8期）。拙意此三说皆难成立,现分述于后: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试论陈寅恪先生《〈李义山无题诗试释〉评语》与学术理性精神

1991年 1月 ,中山大学图书馆刘少雄先生 ,在胡守为教授主持的陈寅恪先生纪念室筹备工作中 ,于馆藏资料中发现了陈寅恪先生 1950年 6月 15日为岭南大学中文系学生李炎全学士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所写的评语。① 1992年 9月胡守为教授发表《〈李义山无题诗试释〉评语读后》 ,并指出 :“时陈先生双目已失明 ,评语当由他的助手程曦先生据口述所记。”又指出 :“评语虽只有 317字 ,却表达了陈先生的治学思想 ,有助于我们对陈先生学术思想的认识”。②今在此启发下 ,作一试论。一、对清代以来李商隐研究中穿凿附会倾向的评判王国维为张采田《…     

乡教柯临久——记陶行知与柯临久的通信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上,登载了陶行知先生1920年3月21日写给“日昌先生”的一封信,这是陶先生致“日昌先生”的第二封信。同时还附了“日昌先生”先后致陶行知的三封信,信末署名均为“乡教弟柯”。柯即柯临久,亦即“日昌先生”,那么,他为什么自称为“乡教”呢？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解

《论语·八佾》第五章 :“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第2 4页 )训为 :“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君主 ,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又引杨树达《论语疏证》 :“夷狄还有贤明之君 ,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认为“说亦可通”。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中 ,言语形式所传达的内容是惟一的 ,不能有两可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 ,依据文言语法及其语境 ,问题似可迎刃而解。笔者不揣浅陋 ,以就正于方家。杨树达先生的训释源于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 6 2页 )引程子之说 ,但《论语》各篇多有…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答读者问

编辑先生: 我年鉴有一组数据,是以11月30日为截止日期统计的,所以在数据前特别标明“截止11月30日”。检查编校质量的先生指出:“‘截止’应当改为‘截至’。”我们认为用“截止”并没有错,     

关于郁达夫《迟桂花》一文写作的二条史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二卷二期“社中日记”栏内,登载了如下文字: 十月二十四日郁达夫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为《现代》新作《迟桂花》一篇,已寄沪寓。即晚便到赫德路郁宅去取了来。郁夫人并示以达夫家书,关于此作,有语云:“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据查,“社中日记”一栏,是《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先生为反映每期稿件编排情况特意设立的栏目,相当于现在刊物上的“编者的话。”这一条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