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演变

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和研究,是其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认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斥佛原因探析——以利玛窦为例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面对佛教的竞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批评佛教的传教策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末年发起对的理学清算浪潮,为传教士的斥佛提供了学术背景;二是佛教管理混乱,时有僧人行不法之事;三是天主教与佛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以上三点,为传教士抨击佛教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奥地利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先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时谈起。早在清代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就有奥国耶稣会传教士奥古斯廷·德·哈勒施泰因(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来到北京,他的中文姓名为刘松龄,字乔年。但是说起来,刘松龄的家乡当时属于奥国管辖,若按现在的划分,却是在南斯拉夫境内。刘松龄来京后,因为当时雍正皇帝不让耶稣会会士在京传教,已将传教的会士     

晚清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进入19世纪,中国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走出封闭保守、摆脱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早日实现工业化。而当时的满清政府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再到读书人、普通民众都生活在封闭、保守、愚昧、坐井观天的文化环境里。而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社会传输的科学、技术、医学、教育等西方文化思想,终于使中国一些思想敏锐的少数官员、知识分子、民众率先触及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是中国摆脱愚昧落后的宝贵力量。在近代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艰难挪步过程中,有赖于基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送来的福音。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迈向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贡献。     

中西文化之会通

<正> 在上古时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约在十五世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西方,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论述“印刷、火药和磁石”的作用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见培根所著《新工具》,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说明了中因的技术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起了促进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六世纪后期,即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中国传教,在宣传耶教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更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什么是“老油画”

正所谓中国"老油画",即中国早期油画,当指清末民初最早的一批中国油画家在民国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国水墨画与西洋油画,虽然同属绘画科目,但千余年来几乎平行发展,直至各自成熟。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最先将油画带到中国,这种由油彩细绘而成的艺术遂渐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迥异于中国传统绘画样式的油画,给中国人带来惊喜,明清宫廷画家多有研习者。然而,只向那些主业传教、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 ,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 ,没有分清基督宗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问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利玛窦在中国改换儒服通常被视为传教士“合儒”政策的表现之一 ,但利氏此举并非其个人独创 ,早在半个世纪前 ,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沙勿略及其同事就在日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并随即引发了日本版的“礼仪之争”。无独有偶 ,印度的耶稣会士也面临同样的选择与争议。对这一普遍现象的探讨不仅可以揭示出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而且会对今天日趋严重的文化或文明冲突具有启迪意义     

中西文化的一次剧烈冲突——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争论,内容有:1.中文怎么翻译基督教信仰的神(Deus或God),教会是否可以引用中国古典书籍的术语“上帝”或“天”来代替?2.尊孔祭祖是否要受到谴责。基督教徒是否被禁止实践;或它们没有什么宗教意义,至少与基督教信仰没有矛盾。而应得到宽容?3.基督教徒是否被允许参加崇拜非基督教的神祗的公共节日活动;是否可以为基督教徒的非基督徒的祖先的灵魂作弥撒;教士对妇女举行宗教礼仪时,是否可以免去那些冒犯中国     

利玛窦与明人欧洲观的初步形成

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是明代中国人认识欧洲的重要媒介。明人通过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访谈辩论、书信往来、物品馈赠与展览、修养学识展示以及宗教布道等方式获得欧洲信息,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欧洲认识。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利玛窦传递的欧洲信息真实与虚幻同在,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甚至误导了明人之对欧认识,对此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

为了应对由中西风俗差异而引起的民教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一部分传教士刻意关注中国社会陋俗,然后片面地从社会陋俗定位中国风俗的地位,结果走向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全面否定,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向中国人灌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以便为基督教的传播制造理论依据。     

1901年陕西大旱灾中的西人赈济活动研究

1898-1901年间,陕西大旱导致严重饥荒。美国各界民众通过《基督教先驱报》为陕西灾民募集赈款,并由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瑞华会等新教传教士在西安、三原、临潼、渭南等关中各地开展赈济活动。本文对此次赈济活动的缘起、赈灾机构的组建、《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的灾情调查、赈款的散放方式和过程,以及赈济活动的深远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述,以期推进陕西近代中西交流史和近代西人在陕赈济的研究。     

西部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活动对策研究

对我国西部中小企业进行SWOT分析表明 ,西部中小企业的市场劣势地位 ,与其自身不重视企业竞争情报活动有很大关系。基于此 ,在西部大开发中 ,充分收集和利用竞争情报 ,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后期西人行记中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行记、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Building a Preaching Ministry in the English Church during the Reformation

Martin Luther’s concept of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implies that everyone who has been baptised not only becomes a Christian, but also becomes a consecrated priest. There is room for a logical extension of Luther’s concept. If every Christian is a consecrated priest and has the right to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for himself, is there any necessity to retain a professional priesthood for the Church? While detailing how Luther’s concept entailed the shift of clerical functions from a sacramental priesthood to a preaching ministry as occurred within the evolving Protestant Churches, this paper offers a clarification of what Luther actually meant by his formula.     

秦地文学的世界性——试论陕西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异质文化的关系

当今世界,文化的挑战已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再造无法避免。作为我国文化与文学大省的陕西,涌现出了一批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优秀作家。他们在创作中自觉地将外国、外族的优秀文化因子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结合,用作品回答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大讨论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创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不仅代表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乃至现代化后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现当代文学的缩影,对本土文化的转型,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他们对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明末清初传教士变译特性之考察

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借科学技术传播推进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这是一群独特的翻译主体。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范例,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西方传教士采用的并非是传统的全译策略,而是变译策略,诸如增(写、释、评)、减、编、述、缩、并、改等,无意中推动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对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原因与教训的再认识

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前后经历40余年,出现了三次浪潮,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犯下了严重错误,最终走向失败.这主要是由于其实行了错误的改革路线,党内特权、腐败现象也导致了民心丧失,最终使改革失去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们中国要吸取其教训,从改革的指导思想、策略原则、和谐环境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确保改革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