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奏院小考

“进奏院”始于大历十二年，可追溯到周时“邑”，唐代进奏院位于长安城的“坊”内，授官情况混乱，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起联络、勾通、中转的作用。     

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

杜甫在夔州寓居两年多,留下430多首诗篇,其中不少篇章述及当州物产、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交通等。杜甫夔州诗反映,唐代夔州农业整体水平滞后,手工业稍有可称者,然一枝独秀的则是商业,这也正好反映了唐代整个重庆地区经济开发的实况。     

从维州的沿革看唐代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

维州地处唐朝与吐蕃斗争的前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唐蕃的长期冲突中,维州成了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在麟德二年,维州由羁縻州升为正州,仪凤二年、垂拱三年,维州又经历了羁縻州与正州的反复转换,期间也几次被吐蕃据有。在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中,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事例不乏见于南北方的羁縻府州中,其原因涉及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     

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

溵州之名,仅见于唐代。在爬梳地志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政治地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前后两次置立与罢废均出现在朝廷用兵淮西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中。德宗朝为防淮西与河朔三镇连结而出兵征讨,李希烈先以郾城县建置溵州,又省沔州入黄州,从而北占汴州,一度僭越称帝。李希烈败亡后,溵州旋即被废,淮西仅余蔡、申、光三州。宪宗朝再讨淮西,于最前线置行郾城县与行吴房县(遂平县)以归降人户。后裴度亲临郾城督战并最终平定吴元济,即以郾城县置溵州。为绝后患,朝廷最终彻底废除淮西节镇,而溵州也再度被废,可见其置废的战时特殊性与常规性地方行政建制调整有所不同。德、宪二朝先后用兵淮西,分割其支郡,弱化其实力,对于震慑河朔三镇、重建中央权威,均大有助益,安史乱后朝廷对地方控制力大为削弱的局面亦有所改观。     

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述评

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唐代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意义。唐代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适时适地、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其合理内核颇有借鉴意义,很值得研究。     

唐代西州的族际家庭新论

利用吐鲁番出土的90余件户籍、手实类文书,统计出可辨识的唐代西州家庭总数.以此为基础,又结合相关吐鲁番砖志资料,得出夫妇记载俱全的族际家庭18户,进而对其家庭结构进行解析.首次探讨了族际家庭在整个西州家庭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族际家庭的家庭类型、户内口数,分析了导致以小男、小女为户主的单亲或无亲家庭产生的社会原因.     

唐代在四川设置羁縻府州考略

本文是对唐代在四川设置的羁縻府州一一进行了稽考,并弄清楚了所设羁縻府州的较为确实的地域和数字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

汉代郡国在都城设立的住宿设施邸服务郡国官吏。郡县官吏因各种事务到朝廷从事公务,刺史因年末到京师奏事,入住郡邸当是常态。除上计外,临时赴京师公干要下榻郡邸需要在传文书上标注,计吏入住可能有律令规定,无需每次在文书上注明。郡邸不止是官吏进京的住所,亦是官场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南朝时期邸从王公住所发展成为渔利的商铺,称为邸店或邸舍,是与邸的特殊地位、使用者可利用官方渠道与机构免费运送货物分不开的。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蔓延南北,南北朝末年南北竞相开始向邸店课税,加上唐代以后法网渐严,其特权地位受到挑战,邸店逐渐沦为一般商铺的通称。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

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唐政府曾在此进行过广泛的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唐长安城市文化特征探究

城市承载的文化因素有机融合所表现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从唐长安城的自然选址所应和的天人关系,城市建筑的主题文化概念和内涵以及内外文化交往和融合的程度来分析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城市建设中应该汲取和摈弃的文化内容。     

大遗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分异探讨——汉长安城案例

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文章分析了国内机构对大遗址研究的特点,并专门剖析了对汉长安城的研究特点,因而形成新的视角:如何合理进行大遗址的价值分析以及如何在大遗址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价值(V)分解为文化价值(C)与经济价值(E)两部分,即V=f(C,E)=C+E。以汉长安城为实例,其研究框架为:重新认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与计算其经济价值,最后初步提出其遗产保护措施,以期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研究需要国际视野:首先要紧密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第二,采取既“请进来”也“走出去”的双重战略。第三,充分抓住ICOMOS第十五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遇,让中国的大遗址研究走向世界。     

从文学角度试析唐代牡丹与佛寺文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昌盛时期之一,士人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浪漫的精神,牡丹花以其丰盈华贵的自然特性迎得士庶喜爱;而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和自由活跃宽松的思想环境也使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发展到顶峰,牡丹文化和寺院文化碰撞出斑斓的火花,牡丹花在寺庙的佛事供养、佛教典故方面受到僧人的青睐,对牡丹的种植、培育,更成为增加寺院经济收入和吸引士人学子的有效手段。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浅析唐长安寺观对京城的影响

唐代长安寺观林立。这些宗教机构除了履行佛道仪式,扮演祈佑的工具之外,对京城百姓的文化生活和这个城市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浅析这些影响,从而再现宗教文化对世俗世界的作用。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     

唐代西域屯田述略

唐朝在统一西域过程中承袭了西汉开创的以屯田定西域的传统方式。唐代是继两汉以后西域屯田的又一高潮时期,西域屯田是唐朝维护西域统一局面的经济基础。唐代西域屯田分布地域辽阔,各项管理制度完备,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