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空白授权立法的危害性

空白授权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授权,这种授权方式对行政授权立法没有任何限制,导致议会立法权旁落,行政权力过度膨胀。许多国家感受了“空白授权”带来的弊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行政法学,普遍强调实质理性和正义,重视良法为治,主张议会立法权也应受到限制,议会制定的法律也须具有良法的品质。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英国的权力二元论及其启示

英国的宪政体制发展,经历了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的两种宪政样式,在这过程中形成的双重权力观念中包含了内涵丰富的法治理论.从英国宪政的发展来考察,可以发现,把权力分成三种,互相制约并不是铁律,关键在于,在这个国家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法治体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划分的思考 ——以民法为视角

从立法体制而言,我国的立法主体分为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其拥有国家最高立法权,是其他国家立法渊源和地方立法的依据和基础.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学术界关注国家立法权的越来越多,但从民法角度研究国家立法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尚属少见.     

我国立法成本的界定与控制

由于受传统法律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立法活动中存在“宜粗不宜细”、“成就一个,制定一个”、“按身份立法”等误区。立法成本是立法权的国家权关中经授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范围,通过法定程序,制定、补充,和废止法律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全部费用。应以立法预测成本为基础,对立法成本投入过程中的一切受控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控,以保证立法成本最小化,立法效益最大化。     

《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简介

余永和撰写的《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著在系统梳理中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争突破西方“完政主义”史学派“王在议会”与修正学派“王之议会”的传统阐释框架,摆脱国王与议会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模式。在国家公共权威凸显的视角下研究安茹议会。著者提出安茹议会作为国王召集的由教俗贵族及地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既是国王顺利施政与强化统治的封建机构,也是贵族参与政务与拱卫王权的重要平台及地方代表申诉冤屈与领受赋税的政治场所;中古议会与国王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顺向共生的关系,议会表面上似乎对王权构成一定的约束,但实际上却强化了王国政府的公共权威。该著既有对议会演变历程的纵向考察,也有对议会制度与职能的横向解剖;既厘清了早期议会与御前会议的历史联系,又比较了中古议会与现代议会的异同。著者通过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纵横交错、前后衔接与中西比较的叙述技巧．进行全方位、多角度与深层次的解读,为我们还原了早期英国议会的真实图景。     

我国税收立法的宪法学分析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依法治税是该原则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当值增值税、所得税改革之际 ,有必要从宪法学的角度检讨我国的税收立法。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高权力机关税收立法权不到位、最高行政机关立法权越位、地方权力机关税收立法权缺位、纳税人税收立法参与无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必须修宪与维宪“两手抓”     

都铎英国对社会转型中“失业”问题的政策应对述略

都铎英国，是英国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期，而社会失业问题，正是这一社会历史大变动，社会结构大变化的结果。都铎英国采取相对平衡政策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有碍社会转型、有“瓶颈”特征的社会失业问题，使其社会转型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

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国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主义是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维护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后由亨利八世出于个人私利而发起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与都铎君主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地方离心势力治理、政府机构改革、军事力量强化、法律体系完善以及海外扩张对内巩固了国王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外则提升了英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     

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制度是一项协助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通过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它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在民主基础之上追求公正的新立法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地方立法中,“要提高立法的质量”,就必须尽快建立此制度,使立法助理能够为人大代表和地方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以保证地方立法既能克服非立法机关起草法案中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也能为法学家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台,使新时期立法观念在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同时,为了保证立法助理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助理人员的职责、配备管理方式、待遇等等。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

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新享有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地方性法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地方性法规制定地域较为集中、立法内容基本符合立法权限范围的特征;而本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有关城乡建设与管理立法最为丰富、出现"旧瓶装新酒"现象、越权立法大量存在的特征。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越权立法问题突出、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与立法权限失衡以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当通过对《立法法》中列举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后的"等"字做扩张解释,从而扩张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在扩张解释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上位法依据、是否具有实际立法需求、是否严格履行立法程序和是否具备足够立法能力等因素,从而将对立法权限的扩张解释控制在合法、妥当的范围之内。     

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决策

一、利益集团及其与政党的区别 美国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国家,在广泛的、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活跃着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着全国许多不同利益的阶层,通过对同会议员、政府行政官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施加压力,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表决,干预立法过程和行政部门工作,因此也被称作“压力集团”。由于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代表们经常出入于议会,缠绕在议员的周围     

我国行政立法性质分析

行政立法在现代行政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行政立法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尤其对我国而言,由于政体方面的原因,行政立法的性质比起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讨论语境,再加上立法条文上的模糊,更加使行政立法的性质变得扑朔迷离。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存不存在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究竟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所为,还是立法机关的授权所为?行政立法究竟是立法权的行使还是行政权的行使?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立法作为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的结果,逐渐成为行政机关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     

英国议会法令立法后评估的得失及启示

英国议会法令立法后评估制度采取了议会与政府分工原则下的两阶段模式,但是其系统性和刚性都不强。该制度推行后,政府部门立法后评估日趋规范,而议会立法后评估却裹足不前。两阶段式立法后评估的制度设计几乎没有实际运转,难以促使政府改进其立法工作。两阶段模式可能造成下议院谨慎对待第二阶段立法后评估。政府主导立法后评估、制度化程度偏低、缺乏成熟的立法后评估指标这些因素可能阻碍了立法后评估的良性发展。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英国在评估对象的选择、引入第三方参与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     

英国宗教改革与大学教育的变化

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民族的国教教会 ,国王开始将权力范围扩展到以往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领域 ,其中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都铎王朝的几任君主对大学的干预、监督和控制 ,既改变了过去大学由教会独立控制的局面 ,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世俗化 ;而大学本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扩大与发展。     

论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制约——兼对《宪法》第56条的法理解释

税收立法权是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一种重要国家权力。但是我国当前税收立法权在运行中处于不断膨胀之势,对公民财产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税收立法权的失控与膨胀,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税收立法权制约的法理,重构税收立法权的制约机制。在重释《宪法》第56条的基础上,税收立法权运行归位成为宪法基本要求,而完善税收立法备案审查制度与建立税收立法违宪审查制度,无疑对制约我国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

通常认为,在议会主权之下,英国没有违宪审查。本文论证,如果把违宪审查看成抵消议会“恶法”的实施效果,那么英国实际上已经形成独特的违宪审查。它们包括普通法外衣下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变相抵制,议会立法自身授权法院的审查,以及通过重新解释不成文宪法而获得宪法性的违宪审查。英国的经验对中国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建立违宪审查具有特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