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透视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出公民的无序政治参与,直接后果是导致参与的失当和社会的混乱。现行的政治参与体制难以满足公民高涨的政治参与需求,公民意识的不成熟促使人们借助＂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种无序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构建良好的公民政治参与生态环境,培育公民的理性精神是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及其成因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参与者和冲突的对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却作为冲突的内在持续动力而主导了整个冲突过程的冲突。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一般为弱势群体,冲突对象简单化,是一种低度冲突,并呈现出泛化态势。从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社会环境看,其成因在于贫富差距、官民差距以及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主体特征看,其成因在于弱势群体具有集中性和同质性特征,弱势群体维权意识、主体意识高涨,以及冲突参与者的集体无意识。     

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成因研究综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动向.学术界对这个新动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思想心理方面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并对其研究特点和趋势作一初步小结,以期望这一课题有更深入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目前,在很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事件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一些个体事情所引发,且很多参与事件的民众与这些个体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呈现出"旁观者成为闹事者"的景象,形成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其实,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那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聚集的各种矛盾在寻找一个宣泄渠道。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必须要构建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渠道,执法机关及其他机构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要能够有效地控制民众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及心理疏导机制构建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在复杂的群体心理支配下的一种社会泄愤事件.从群体心理角度来看,事件发展过程就是参与者借机来发泄一种郁积在心中的失落、逆反、盲从和渴望政治参与等心理的非理性行为.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构建积极防范和有效干预疏导这一事件发生和升级扩大的框架机制,应是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的关节点.     

论当前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一些政府及其官员的失当作为;政府构造方面的缺陷;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超过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心理承受力的阈限;不信任的政治心理;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缺位等.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基层政府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方式探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指由与事件本身无关的或者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众多参与者引起的社会冲突.目前,基层政府化解这种矛盾时主要采取迅速反应并解决问题、与群众对话、处理干部、迂回拖延和拿钱买稳定等方式.这些处理方式,大部分存在较大的弊端.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基层政府应重视预防工作,要把握好分寸,要有新思路.同时,国家应规范问责制,加强对县乡领导的心理培训和心理疏导.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推动良好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视角,从思想渊源、鲜明特征和价值取向的维度剖析封建社会下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在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先进政治文化及其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的目标。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整合视角下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适度规模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特殊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规划主导权应该归属中央层面。然而,当前的现实是地方政府和条线部门主导着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不能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积极展开,而且阻碍了乡村基本治理单元适度规模的有效实现。乡村基本治理单元规模的确定机制中存在自身固有矛盾,为此,应从政治整合的视角来研究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适度规模问题,并将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方便程度作为乡村基本治理单元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及其转型

政党政治形态的生成及其变化,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变革中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反映了该政治体系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变迁.本文重新考察和分析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体制的政党政治形态及其政治文化环境,认为近年来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在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也悄然改变着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信念、态度和政治行为.这些新的元素包括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公民文化的成熟、理性的多元竞争、宽容性的政治文化等.     

浅论多元文化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我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挑战,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挑战,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性和权威性逐渐弱化,已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为此,我们应坚持正确导向,改进教学方式,掌握主动权,开辟新途径,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冲突和冲突的干预

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用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待冲突,是把冲突各方及相关因素作为一个系统,系统内各方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种冲突的特定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冲突各方的关系和行为规则,它是冲突的根源和内在动力.冲突系统的动力学性质可以用吸引子来反映.冲突的发展和结束取决于引发冲突的吸引子的性质.因此对冲突的干预在于改变系统内在的动力学性质,即改变一个冲突系统的吸引子,而所谓成功的干预则意味着冲突各方形成了新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和不同于以往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冲突的动力学观点为我们理解和处理冲突问题提供了一套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和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述评

近年来政治文化成为分析乡村直接选举的重要视阈,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乡村直接选举的丰富实践,对村民选举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政治文化的深入解析,以探求选举行为背后的内在导向因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审视、不同政治心理之间冲突对选举效果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丰硕,为乡村民主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以更为系统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之,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调研区域有限、范围较小,所获结论缺乏深度解释力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