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与明清历史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疏论

虽然唐代以后在理论上史传与传统小说创作发生分野,但是史学作为“小说之祖”,史学思想仍然是影响后世小说创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史学中的“直言实录”、“微言大义”、“人物品藻”等思想无不在明清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中国小说理论的一些概念

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史”及“诗”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古人评小说,先是从“史”的眼光,后来则变为主要从“诗”的眼光。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人们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断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显然是小说本身艺术的发展,越来越有诗的含蕴、越来越注意使用诗的技巧的缘故。在考察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恰恰都是从评“史”与论“诗”中移植过来的。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概念很多,这里仅就古代小说论家常用的几个评价概念,做一点分析和探讨。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

《梼杌闲评》之刻本,向不题撰者姓名,近人缪荃孙、邓之诚曾推测为李清所作。笔者以为,此说确有道理,现试加考索以足证之。《梼杌闲评》是以明末太监魏忠贤为题材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人称“魏忠贤之外史”。其书开卷有诗曰:“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据此,可知此书之作,与魏忠贤擅权乱政之时当相去     

《聊斋志异》与历史

<正> 人们多知《聊斋志异》是小说,而不知其实也是历史,是写明末清初历史的部分侧面。作者既不肯抹杀或歪曲事实,又要巧妙地、曲折地、忽隐忽现地避开时忌。于是用小说手法,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尽情地挖苦清统治者。作者自称“异史氏”,书名标出“志异”二字。其意在于声明:所写为异族之史,为怪异之史,为异族、怪异杂糅不分,表里为用之史。明季朝政腐败,生民乱离,招致清人乘机入关,建号称帝。当时爱国人士有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大儒倡义于南;有傅青主抗节于北。蒲松龄与顾、黄、王、傅诸贤有共同的     

新的改革眼光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扫描─—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新的改革眼光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扫描─—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欧阳健“史统散而小说兴。”中国古代小说，多喜以历史为题材内便是取材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都要拈出一卢、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或者借用史、志、传、记、编、录等作为书名。彻底甩脱史统的羁縻，直面作...     

典型论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演化与论争

本文阐述了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史的曲折展开,并首次以“更典型论”对这一时期主流的小说创作理论作出了概括。文章阐述了“更典型论”的兴起原因,以及因之而导致了散文化、诗化体式的小说创作主张的败北,并形成了对路翎小说的批判,以及对《青春之歌》及茹志鹃小说的批评等种种情状。进而,文章又阐述了“更典型论”在战胜了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何其芳的典型理论后继续向前冲,而在七十年代达到了它统治势力的顶点,同时在内涵上也就跌落到了它的最低点的过程。     

厚积薄发 开掘创新——评王汝梅等著《中国小说理论史》

王汝梅教授等新著《中国小说理论史》 ,作为“中国小说史丛书”中的一种 ,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面世了 ,这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可喜的新成果。著者多年来给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小说理论史》 ,结合教学研究小说理论与批评 ,在撰写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基础上 ,写出该书。该著是著者长期探索、积累的成果。该书信息量大 ,内容丰富 ,文字精炼 ,可以说是一部厚积薄发之作 ,具有开掘创新的特点。一是新创性。最具代表性的是书中提出了关于两种小说观念的问题。过去 ,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小说理论成熟较晚 ,一般说是在明清时期 ,而如是…     

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给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深得人心的现代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者以简驭繁的法宝.但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先入之见",不可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抛弃成见,对历史有"同情之了解",依据史实和史料说话,以"真实"为小说理论研究遵循的准则,是构建较好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必要条件.     

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

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冯保善一炫学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创作现象。所谓炫学小说，指的是小说作者借小说创作炫耀学识才情，卖弄博学多识、广见多闻，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以小说为度学问文章之具”，“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中国小说史略》）以文...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的生成与发展

"史"尊"说"卑作为集体无意识,规引着中国古人的小说创作与批评活动,并由此形成小说创作中的"史补"目的。"史"采"小说"的激励、以"事"寓"义"的启发,使得小说"史补"长期被局限于"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等"史"的框架之下,这固然提高了小说的品位和地位,却也同时影响其虚构、娱乐等审美特征的开发。宋元以后,以"义"传播为大旗,以"史"之局限与不足为突破口,是小说"史补"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方向,为小说本身审美娱乐特征的开发提供了可能,拓展了空间,也使得小说本身的艺术个性愈来愈明显。小说灵活通变的性格特征与迂回曲折的发展路径,也在此转型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运动中的“文章”化倾向

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为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国正统文学观念认为,各种文体有高下之别,文章的地位最高,因为圣人之“道”必须由“文”来载。诗经圣人之手,被列为“经”,可以“兴观群怨”,地位与“文”相同。诗文是文学的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便要次一等。小说是“闲书”,不得入于文学之林。文人鄙视小说的理由一是“不正经”,小说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东西;二是“俗”,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固然俗得很,便是志怪传奇的文言,也缺乏先秦文章的气势风骨,气格卑下。中国的文学观念本是越古越好,所以“若词章之古文,尤最忌小说语气”。尽管中国小说一直想挤入文学的殿堂,它们大多也确实以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为宗旨,但始终缺乏“载道”与“雅化”的传统,因而始终得不到文学的承认。     

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论

后现代小说标题的审美之维已颠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传统小说标题对小说本文的统治,消解了小说标题自我权威,使之以平等的话语姿态在接受者面前出现。它们在传达本文内容信息上,其能指/所指,叙述/隐喻等二元对立项紧密的线性联系被打断;在阅读期待上标示小说文本为“可写性文本”来期待阅读的“增殖”;所指向的阅读经验是“不确定性”经验类型;语言生成方式是“自发”和“原创”。     

“新小说”理论的“文体比较”思维与成就

18 97- 1 91 6的 2 0年是中国小说文体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初始阶段。其间 ,人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理解 ,经历了在“经、史、子、集”框架下小说与“群书”的比较 ,到中西小说比较以及“艺术系统”内比较的过程。通过比较思维的更变 ,“引进”了一些新的小说文体概念术语和理论模式 ,小说观念上发生了许多变化 ,并尝试构建系统的现代“小说学”。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