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政治认同的道德基础理论解读及其意义

道德基础理论包括先天道德心灵"初稿"论、后天文化学习"修正"论、道德判断直觉论和道德基础多元论四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道德基础理论认为,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础进行政治价值判断是导致政治歧见的根源;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的秘诀在于激活尽可能多的道德基础;促进政治认同的途径在于相互理解对方的道德基础并发挥理性和直觉的双重作用。道德基础理论以道德心理学为视角,深入挖掘并系统分析政治认同问题的不同面向,有利于拓宽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视野,进而充分认识道德在政治认同中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政治的逻辑进程与基本经验

民生政治的要义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既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和目的,又是政治体系的功能和职责所在.“民生-政治-民生”作为一条逻辑线索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历史进程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中国民生实际相结合,顺应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意愿,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理民生问题有效结合起来并灵活运用统筹兼顾的策略方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政治的基本经验.     

政治文明论纲——基调、体系与方法

政治文明研究应当强调政治学方法与宪法学方法结合的重要性,尤其需要体现政治学视野和宪法学逻辑的有机结合。在政治学视野和宪法学逻辑相结合的层面上,可以建构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框架:民主政治———党的领导与稳健的政党制度———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发展着的公民政治权利———有效的分权体制及其保障着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关系———宪法与宪政。在民主宪政即宪法政治的框架内,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经之路。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命题及其哲学基础——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哲学思考

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课题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如何相结合的?结合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市场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货币、资本和私产.此三者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勾画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图景和内在逻辑,形成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基本经济哲学命题:社会主义与货币、社会主义与资本和社会主义与私产.它们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道德建设应与法制及体制建设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道德建设 ,必须与法制建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道德建设只有同法制的完善相结合 ,才能得到促进 ;道德建设只有同体制的改革相结合 ,才能得到推动。     

浅析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同步发展

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法制建设也需要道德为其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二者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道德建设，使二者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二者的功能作用。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必须有“精神”;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基础必须是“哲学”的,这是隐含于“道德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命题中的两个逻辑预设。“精神哲学基础”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提供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本质、结构原素和体系形态。“精神”的对立物是“自然”;“精神”概念的本质是自由,由此在概念规定中与伦理道德合一;“精神”是“坚定的正当的自身同一性”,是伦理道德的客观形态;“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复归,因而只能“哲学地”予以把握。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逻辑基础、历史基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与之相应,便有三种形态:概念形态、民族形态、体系形态。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物质奖惩与道德建设

物质奖惩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一直是理论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把道德建设和物质奖惩结合起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理论上看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把道德建设与物质奖惩结合起来 ,是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实践上看 ,把道德建设与物质奖惩结合起来 ,是推动道德建设的有利杠杆 ;从实施上看 ,道德建设与物质奖惩相结合 ,要有规划、有制度 ,注意方式方法。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 ,要不断总结道德建设与物质奖惩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并使之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论孝与廉的价值层次及其互动关系

孝是基于家庭关系的伦理准则,廉是基于政治关系的道德要求,指向不同的伦理客体,规范不同领域的道德行为,二者所蕴含的价值要素和理念追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彰显以孝促廉、以廉保孝的正向互动。孝作为廉的伦理基础,廉作为孝的道德提升,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价值体系和政治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寻求政治的道德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具有道德的含义,他们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道德实践层面,强调道德个性应同包容相结合;在政治上,对苏联和本国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批判与反思,彰显出二十世纪中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伦理诉求。因此,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单单表现为一场政治事件,在深层次上更是体现为一个伦理事件。因为它关乎现代政治能否同道德之间进行契合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能否确立道德基础的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德批判理论对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思和把握伦理学的当代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谈谈道德功能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成分和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有其特殊的社会作用。道德的社会作用是通过道德功能的发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中，最早记述道德功能的是1976年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的、A·N·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出，道德功能有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评价一命令功能、指导功能、激励功能、沟通功能、预测功能等，这些功能是相互交错的。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认为，调节功能、教育功能和认识（反映）功能是道德的主要功能。我国学者对道德功能…     

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The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Habermas''s Moral Self-discipline Theory——To Discuss with Professor Yao Dazhi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是其实践哲学、也就是道德自律学说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运用和实现。姚大志撇开哈氏整体的实践哲学体系,单在政治哲学文献中寻找内在逻辑,造成了一系列错误。哈氏政治哲学的逻辑是:主体间交往实践生成主体,因此主体间交往(公共商谈)既是开放的,又是自律的;法律的开放性是私人自律与公共自律的通道,也是道德自律的政治实现的途径。坚持哲学对政治的参与,体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解析——一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研究

一、德治思想发生的逻辑基础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家庭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血缘家庭与国家的形成相互关联,为儒家选择德治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具体来说,这段历史在三个方面为德治的发生奠定了逻辑的基础。首先,它赋予了中国传统“德”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血缘伦理是家长制家庭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基,因而,维护这种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就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最初来源。一方面,它进入政治领域以后,延伸为政治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家从血缘道德出发…     

当代集体主义的三重视域

不同领域的集体主义,有着无形的“边界”和价值属性。作为经济制度的集体主义,遵循着“市场规则”,它的核心价值是“互助合作”;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体主义,有着“政治规约”,它的核心内容是“公共价值”;作为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遵循“道德法则”,它的核心价值是“无私奉献”。不同领域的集体主义,亦无“边界”。作为经济制度的集体主义、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体主义和作为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的“边界”,并非不可逾越,而是密切联系,相互通约的。集体主义的这种存在架构,在其内部的运作和生成机理上,有着一种经济自发、政治自觉、道德自由的逻辑上升演进趋势,以达致其终极价值目标:同舟共济、互构共生、和谐进步、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