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鬼：《聊斋志异》的审美选择

<聊斋志异>的誉鬼倾向体现了蒲松龄独特的审美选择.<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充满了生命的惊喜和感动,是诗境和幻境的融合.而可誉之鬼的"人格"塑造,寄托了蒲松龄超拔世俗的人生理想.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择偶标准及其审美情趣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男女爱恋的众多故事中,有着形态各异的审美情趣,在情爱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众多差异.从其择偶标准入手,可窥探蒲松龄生活时代的审美情趣.     

蒲松龄的人性观:儒家伦理与自然人性之间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文学是人学,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也苦苦地追问:到底什么是人性?在<聊斋志异>中,蒲氏是徘徊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他既赞美纯洁的自然人性,又认为人性有恶,故而乐用儒家伦理对人性进行规约和框定.他觉得,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间走中庸之道,可能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创作时的复杂心态

《聊斋志异》展示了一个万象森罗的瑰异世界。立足于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交错点上 ,从四个角度阐析了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的复杂心态 ,概括了《聊斋志异》中有代表性的四类典型故事的成因 ,反映了蒲松龄作为一位文坛怪杰的坎坷人生境遇 ,透视出当时的社会生活     

《聊斋志异》中的判词与清代实际诉讼判词的比较

从<聊斋志异>中的判词出发,将其与清代实际的诉讼判词做出相应的比较,从而考察<聊斋志异>中判词的实质及其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比较,指出<聊斋志异>中的判词在性质方面与清代实际诉讼判词有着本质的分野,<聊斋志异>中的判词是以拟判的形式、文学性的实质,帮助作者实现了其小说作品的最终完成.     

《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

“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人性美的形象,置身于(《聊斋志异》的审美体系中,这是蒲松龄的大胆创造.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美女狐精翻案,使狐狸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关的象征,重要的是,它又是女性聪明、智慧的化身.本文从狐狸形象的产生与来源:蒲松龄的大胆创造: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美的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和赋予的审美新价值.这一切,都是与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新理解有关.     

《聊斋志异》中人世界、狐鬼神世界的和谐与冲突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人世迥异而又趋同的狐、鬼、怪、神仙世界.他通过对狐、鬼、怪、神仙世界与人类世界和谐与冲突的描绘,寄托了自己向往的理想世界的范型,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愤恨、不平,也体现了他为弱小者利益呼喊的心声.     

蒲松龄与王鹿瞻

文章通过对<王氏家传世系族谱>的检索,考定了蒲松龄郢中社友王鹿瞻及其相关史料.蒲松龄与王鹿瞻从郢中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王妻虐父家庭变故导致二人关系最终破裂.这一变故既是蒲松龄创作<马介甫>的主要诱因,也是蒲松龄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倾泻的突破口.     

《聊斋志异》花精系列小说的意境

<聊斋志异>花精系列小说创造了形神兼备、多姿多彩的花精形象.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也可以创造生于"象外",具有抒情性作品相类的意境.作者蒲松龄从花卉本身特质与花意象的传统文化品格出发,泛化出灵动多姿与蕴含丰富的小说意境;借助于精魅幻域的表意形式,创造出以虚生实,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并从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出发,由实境的生动描绘中,以实生虚,创造出神态婉妙、韵味悠长的叙事性意境.     

人性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理想平衡——浅议《聊斋志异》爱情模式

蒲松龄的<聊斋志畀>的爱情故事模式往往是以女性的主动俯就,自荐枕席为开始,在交往过程中又不吝温情给予男性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全心全意扶持男性消除困难,渡过难关,达到生活上的安逸与事业上的成功,最终回归传统伦理,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孝妇形象.探析这种爱情模式背后的心理和文化渊源,指出著作者的目的是探寻人之本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平衡接合,更好的为男性中心服务.但这一切只能是当时读书人的白日梦而已.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狐女情结原因分析

针对狐这一普通的动物在《聊斋志异》却被蒲松龄高度人性化和人情化,成为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的情况和他人较少论及的现状,利用资料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指出了导致蒲松龄狐女情结形成的四点因素,以求进一步揭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意蕴。     

《聊斋志异》中的诗化特征

小说中插入诗词是古代文言小说中常见的现象。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受到诗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其诗化特征因素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环境相互交织,产生了特殊的诗化作用,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性,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诗歌也是蒲松龄个人情感的寄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及其艺术价值,对探讨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蒲松龄式女子”的建构及其书写意义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女性人物得到了大规模和类型化的描写,从而建构起了一个“蒲松龄式女子”的群像世界：对已有的“蒲松龄式女子”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聊斋志异》中所构造的现世与幻世这两重世界来界定“蒲松龄式女子”：即现世的凡妇奇女和幻世的花妖狐媚之流。以文本分析为主,通过关照作者笔下的这些鲜活女性群体形象并分析其建构模式,对照分析这些女性在日常家庭和爱情婚姻生活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中所表露出来的独特个性,可以发现：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相比,作者对女性形象群体倾注了更多的喜爱与赞赏之情,同时,这一群体的角色和精神也昭示着新的社会气息,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觉意识。     

侠骨柔肠问苍生——论《聊斋志异》中的正直男性神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正直男性神形象与中国文学中既具神秘色彩又融入伦理文化的侠意象十分契合;而神与理想文士的叠化,又使神富有知性的光芒和深刻的人文内涵。蒲松龄在神的故事中寄托了他的济世怀抱和诗意的人生情趣,同时,正直男性神形象又与书中美丽深情、精灵绝慧的狐子鬼女形象形成一种和谐的审美互补。     

从文人心态看《聊斋志异》的文化意蕴——以《聊斋志异》中科举题材为中心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科举题材是《聊斋志异》重要内容之一,与蒲松龄一生的追求息息相关,也投射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科举成功又因屡屡失利对科举有些厌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进行抨击。     

蒲松龄对精怪小说的艺术创新

精怪小说由来已久,数量众多,成为小说中的一大类别.蒲松龄在精怪小说的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创新,创造出全新的精怪形象,使<聊斋志异>中的精怪小说达到了艺术上的最高境界.他对精怪小说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巧妙处理精怪形象身上的物性、神异性、人性的关系;赋予精怪形象高于人的品性;增强精怪形象的文化蕴涵;诗化精怪形象的生活环境;巧用趣笔,增强精怪小说的喜剧性;强化精怪小说的神秘描写,使小说产生强烈的神秘美.从而使精怪小说产生无穷的艺术魅力.     

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

<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文坛名士围绕它的评点层出不穷.在诸家评点中,以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四家之中,王评过于简略,何评流于泛泛,但评似作品导读,唯冯镇峦的评点理论特质最为鲜明.他"有意作文"的创作立场、简练含蓄的评点话语、贯穿文本与历史的宏观视角等批评方法,为人们深入发掘<聊斋志异>的文化魅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聊斋志异·禽侠》及禽鸟报仇故事中印源流

与<聊斋志异·禽侠>故事最接近的类型,即飞禽代同类向侵害者报仇,这一类型可溯至南朝<异苑>,唐代这一类型的复仇目标集中到蛇.在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里,飞禽都作为一个公正的、坚持正义、清算罪恶的角色.禽类报仇,也是印度民间和佛经故事喜爱的一个类型,印度故事侧重受害一方运用智慧,中国故事则侧重"求助",表现出的弱者心理更明显.禽鸟复仇,乃是蒲松龄有意为之的抒发侠义情怀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