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问题研究

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三农"有关的立法存在严重缺失;对农村的法治化宣传教育存在严重缺位;农村基层行政执法水平存在严重缺陷.结合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进程逐步推进和政府推动的发展特点,提出了完善有关"三农"的立法工作;加强基层政权组织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等对策和建议.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农村环境治理法治成本检视

有效治理农村环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和目标之一。较城市环境治理而言,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象更为复杂,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差异。注重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有助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实施的系统化、规范化以及长效化。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立法成本、执法成本以及守法成本的系统检视,认为目前立法成本总体偏高,执法成本不仅投入不足而且使用过高,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故此,建议对有限的法治资源的配置与运行进行科学化、合理化及公平化改进,以此增进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效用,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     

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的发展与构建

通过分析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指出了农村和农民在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滞后性 ;阐释了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 ,论证了农民在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陈云的“三农”观探微

陈云同志在许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性建设和理论中,阐发了不少有关“三农”问题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式。研究陈云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推进我国广大农民早日步入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浅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若干问题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覆盖范围小、法律效力差、运行效率低、社会效益和保障作用不明显等问题。从长远看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养老保险措施,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有效维护农村社会安定。根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若干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侧重从立法的角度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邓小平对毛泽东“三农”思想的传承与递进

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亲自倡导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他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实践中进一步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这些论述对现阶段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智力反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现状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存在两大难题。基于这种状况,文章指出对农村地区智力反哺是长效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毛泽东关于“三农”现代化的思想

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 ,勾画了“三农”现代化的蓝图 :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 ;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三农”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这对当前我们认识“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努力提升农村教师与学生的生活质量

最近,中央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其中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是重要内容之一。农村教育,成了今年“两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政协委员们指出农村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不公平和不均衡: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农民工依法维权的困境与出路

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村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剩,大批农民向城镇转移,由此在我国社会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农民工。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农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3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1]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城市建设     

第三法域之“三农问题”论纲

“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法治社会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法问题。社会法是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具公、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私法仅就农民利益问题寻求救济,而国家行为对市民社会亦难以作为,故“三农问题”由于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应归于第三法域———社会法调整范畴,文章以社会法视角,从降低农业人口、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教育三方面,审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问题研究

从分析我国当前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立法与运行机制的现状入手,分别就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农村宅基地权属的调整以及整理后新增土地的发展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完善土地整理立法、健全土地权属调整运行机制以及注重土地权属调整中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行性分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其性质是新型的用益物权,作为农民最重要的民事权利,法律应允许农民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同时法律也应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立法问题

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除了依靠政府的支持,还应当依靠法律法规来维护。当前我国已具备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的各种条件,就必须加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研究,依法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确实解决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以促进农村医疗事业的稳定运行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贫困农户信贷障碍与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向主要是乡镇企业和条件好的农户,农村中最贫穷的人目前正面临着信贷约束和信贷障碍的威胁.造成这些威胁的原因,一方面与贫困农户本身信贷能力弱、信贷观念落后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信贷市场环境和信贷制度有关.正确评估和认识这些原因,对于我们探索农村信贷规律和加强对贫困农户的信贷支援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