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作为公众话语的身体——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身体想象

身体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话语体系,它处在一个永恒的流变当中.同时,两性身体作为一种想象体存在,通过“阅读”能指的身体符号所呈现的活动方式、症状等,便能发现它背后隐含的所指意义以及意义的变迁过程.所以,身体的意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人际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新感觉派小说对身体的想象与描写其实是对身体意义的再建构:一方面,这种对身体想象的再建构与五四文本相比体现了由理性追思的个体性向感性享受的公共性的转变轨迹,体现了相对应的身体作为公众话语的特性;另一方面,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作为革命式公众话语的身体想象相比,新感觉派小说表现出了作为消费式的公众性话语身体想象.     

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

女性话语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将女性的立场、权利诉求渗入国家话语,既取决于女性群体的自觉程度,也取决于国家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整合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家话语相对于妇女解放话语,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而且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优先性.因而,国家话语支配、塑造妇女解放话语必然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生产机制的本质规定.这一规定既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超前性发展,也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被长期遮蔽,以及妇女"被国家解放"等问题.反思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必须在承认这种现象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立足于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张扬女性的话语权,通过各种方式将性别话语渗入国家话语,逐步弱化国家话语的男性话语霸权秩序.     

传统与现代之间——曹禺戏剧话语的一种阐释

曹禺不同戏剧文本中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结构.其中之一是以革命话语为主线的"现代性"叙事结构,而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革命理性的反拨又形成另一叙事主线;可是传统伦理话语模式的复活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正是这些"复调"式结构自身的矛盾张力形成了文本的复杂性与多意性,从而使人们能不断地在文本现实指涉意义之外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话语现代意义的生成与衍变

晚清以来,在近现代思想启蒙和新的民族国家想象背景下,民间话语被激活并被不断地赋予革命性意义和现代性色彩。从民间话语的主体构成、空间场域、功能指向三个维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话语现代性意义的生成与衍变作出梳理和考察,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存在,民间话语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学理价值。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

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交流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启蒙话语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汇入全球化激流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对票房经济的专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启蒙话语的理论分析。基于此,从异质空间中的文化反思、历史事件中的艺术揭密两个方面梳理启蒙话语在影片中的存在形态,指出此类影片票房不济、表达不清的原因,提出以感性启蒙吸引电影观众、以自启蒙抵御被启蒙,同时以"对话共享"而非"独语垄断"的文化立场参与影片价值观的表达,为中国电影文化"站起来""走出去"提供借鉴。     

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及法理反思 ——基于影响性案例的分析

当下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糅合了各种需求,交汇着各种声音,形成了多元话语的分歧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理论话语与实务话语、域外话语与本土话语之争.官方话语以"护道"为己任,而民间话语以"护权"为宗旨;理论话语追求法治的理想状态,而实务话语坚守传统与现实;域外话语注重制度的移植,而本土话语则强调法治的国情.中国法治发展需要减少法治话语的分歧与对立,整合各种话语中的优秀资源,形成法治观念的基本共识,这也是当前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话语与权力——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论话语特征分析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充满权力冲突的印迹,这种冲突体现了话语生产中的"名利场"逻辑,在深层次内被赋予较多的政治含义.在话语控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过是政治统治所巧妙体现出来的一种权力修辞学的游戏,文学理论是权力机制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符码化表现.不同文学观念及其对文学实践的解释,不过是为争夺话语控制权力而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思想表现.     

《树上的男爵》中身体形态与主体的现代性展开

符号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话语变迁的载体,既铭写了社会变革,又参与了空间生产.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截取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动荡时代,通过一个核心身体意象--"猴子人",展现了主体脱离基督教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符号体系,在启蒙话语中展开自身现代性,蜕变成为新形态,开拓全新生存空间的过程.这个展开过程是伴随着身体形态的变化逐步进行的:首先,脱离父权,回归自然(变成"猴子人");其次,掌握启蒙话语,重塑主体;再次,尝试建立树上理性王国,印证启蒙运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这个身体脱离符号化继而又重新投入符号化的过程中,展现了主体处于话语困境的状态.     

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古典结构——《洼地上的"战役"》文本的复杂性

<洼地上的"战役">备受关注与争议,是因为小说在看似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痕.这个裂痕是政治话语、启蒙话语和古典话语分别影响作者的结果.从王应洪死亡事件的内相剖白,"战役"一词内涵的深沉性、悖反性,小说文本隐在的古典爱情模式,以及路翎在传统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创作转型等几方面入手,解析了小说文本复杂性的表现与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