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顿”“读”简论

《马氏文通》中的“顿”和“读”一向为人误解为含义不清、内容混乱的两个术语。本文通过对《句读卷》中“顿”“读”例句的分析，发现“顿”“读”有作为“诵读单位”和“语法单位”的两个含义。从语法作用来说，“顿”和“读”是互补的同一级语法单位，从而揭示了《马氏文通》由字─—“顿”和“读”─—句构成的三级语法单位。     

《马氏文通》句读研究综述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句读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现总结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什么是《文通》中的"读",什么是《文通》中的"句","读"和"句"的关系,句读论矛盾的根源。     

释《马氏文通》之“句”

吕叔湘、王海在《＜马氏文通＞评述》中说：“《文通》讲句读，犯了术语不够用，问题说不清的毛病。”又说：“《文通》仅仅依靠‘句’和‘读’这两个术语，怎么能不左支右细，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呢？”这些话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马氏文通》论句读，真的就只有“两个术语”，且“不够用”吗？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对《马氏文通》的句及论句术语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很有必要。查《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书后“词语索引”，得“句、叠句、排句、起句、结句、两商之句、反正之句”等术语1五个。查《马氏文通读本》之“词语索引”，…     

试析《马氏文通》“转词”与“动字”之间的格关系

一、转词的含义 转词的定义在《马氏文通》(以下均简称《文通》)中有两处。一处在“外动字”章:“外动行之及于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另一处在“内动字”章:“内动者之行不及乎外,故无止词以受其所施,内动之不得转为受动者此也。而施者因内动之行,或变其处焉,或著其效焉,要不能无词以明之,是即所谓‘转词’也。”那什么是止词呢?《文通》曰:“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     

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

读了《国内哲学动态》1984年第3期发表的罗贵秋同志《谈“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概念》的文章后颇受教益,又感到有些问题。该文正确地指出社会经济形态不应排除生产力,但却认为社会经济形态中也包含上层建筑,进而把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不同的概念看作是没有区别的同一概念。我认为,这种见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赋予社会形态概念的内容则是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对《真理包含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一文的几点质疑

在真理问题的讨论中,读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刊载的吴开胜同志《真理包含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吴文),觉得有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开展讨论。一、相互包含是不是同一性的普遍形式?吴文提出:“相互包含……确实存在,但不是普遍形式。”理由是:相互渗透的原本含义是互相贯     

《马氏文通》“坐动”“散动”说评议

《马氏文通》“坐动”“散动”说评议卢烈红“坐动”、“散动”说是马氏动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有价值的部分。本文辨析马氏关于“坐动”、“散动”的定义，清理其矛盾，揭示这一学说的科学价值。在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上，《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具有划时...     

周敦颐“无极”、“太极”辩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开章首句就是“无极而太极”。“无极”和“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范畴。最早使用这两个范畴的并非周敦颐。但是,对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解释,古今学者从来莫衷一是。为了向前辈和同人学习,在此谈一谈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同行者的指教。 在探讨“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之前,应该首先弄清《太极图说》是否是周敦颐所作。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就有过争论。陆九渊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梭山认为《太极图说》“疑非周子所为”,如果确系周敦颐的著     

重读《马氏文通》

一八九八年问世的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最近被作为《汉语语法丛书》的第一种再版了。为此,吕叔湘专门写了《重印<马氏文通>序》,提出了三点肯定的意见,即“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常常涉及修辞”,认为《文通》还是值得一读。对我国这样一部最早的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今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反思”

“反思”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特别是大、小逻辑学中被大量使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译作中文“反思”的德文原文有Reflexion和Nachdenken两个词,后者有时也译作“后思”。张世英先生在《黑格尔论“反思”》(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一书,1981年版。下引此文均见该书)一文中认为,“反思”和“后思”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指“知性思维”,后者指“思辨的思维”。但又指出:“不过,黑格尔所谓‘反思’与‘后思’的含义或用法并不这么简单。”在有些地方,“后思”显然并不就是“思辨的思维”,而在《哲学全书》第二节中,“大概是由于重在说明哲学上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下的思想的区别,就没有把‘后思’和‘反思’再作区分,而是将两个词混用,认为‘后思(nachdenken),亦即反思(das reflectirendeDenken)’。”我以为,要搞清黑格尔“反思”概念的真正含义,不能从分析这两个词的字面上的差别入手,而是要分清被黑格尔当作逻辑范畴的“反思”与传统的即当作认识论范畴的“反思”的区别。     

“○”字纵横谈

报纸书刊上,“○”字的应用很普遍,如“一九九○年”、“中国足球队二比○胜日本队”等等。但是,这样一个应用很广的“○”字,作为一个单个汉字被收录辞书中却是很晚的事。且不说《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近代辞书没有收录“○”字,就连解放后1953年出版的(包括1971年修订版)以收当代常用字为主的《新华字典》也见不到它的踪影。将“○”字最先收录辞书中的,首推通用最广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第1版)。其后新版的《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和《四     

《马氏文通》“助字篇”的历史价值

1898年,中国第一部语法学专著,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诞生了(以下简称《文通》)。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语法学。作为一部开山之作,90年来,《文通》不断地接受时间的考验。它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语法家拥有象马建忠一样多的评议者,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有幸接受《文通》那样多的批评。可是,以往评说《文通》,常常毁多于誉,抨击之词过甚。《文通》中的“助字篇”,是本书论述得最精当、最有成就的一章。本文力求辨证地评析《文通》“助字篇”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指出其缺陷,借鉴和学习其中仍然有用的精华,这对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汉语助词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论《马氏文通》的“而”

通过对《马氏文通》的连词“而”的六类语法功能和四类语义关系的归纳,分析了《文通》论述的连词“而”只连接“动静诸字”的语法功能和所连接的上下两个语言单位可以有多种语义关系,从而论证了《文通》的连词“而”已具备完整的、科学的体系,现行的古汉语语法仍未能超出该体系     

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

学术界有的学者通过重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著名论述，否定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提出四点具体观点作为支撑。其实，这种“重释”与马克思的原意是相悖的，它存在两个“概念混同”、三个“自相矛盾”，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手稿》和《序言》各自的含义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全面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各种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而且，“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也谈黑格尔哲学的“秘密”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精神现象学》作过精深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曾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它称为“黑格尔的圣经”。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诞生地”一词含义的理解,没有什么重大分歧,然而对“秘密”、“圣经”这两个词,尤其是“秘密”一词的理解却并非如此。通常流行     

马建忠《马氏文通》语法体系述评

《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由以下几个系统组成:(一)“字类”系统——即实字和虚字的类别,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词类系统;(二)“词”系统——即实字充任的句子成分系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句子成分系统;(三)“位次”系统——即名字和代字在句读中的“位次”,是仿照拉丁语法中名词代词的变格变位系统而给汉语设立的;(四)“句读”系统——即句读和顿的结构和运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句子系统或句法系统。     

说“句”

“句”字在中古有两读,一曰“古侯切”,一曰“九遇切”。读为“古侯切”者即所谓“句曲”之“句”(或作“鉤”,后世改为“勾”,“钩”等),读为“九遇切”者即所谓“章句”之“句”。读为“钩”者是其本音,对此几乎无人怀疑,然而对其字形构造和本义,《说文》家们的意见则颇有分岐。《说文》句部曰:“句,曲也,从口丩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各家都接受许氏“曲也”的说解,但对“句”字形体构造的分析,以及对“曲”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有四种不同看法。其一,可以段玉裁为代表,在《说文解字注》中,他没有对“从口丩声”提出异议,同时认为“句曲”是其本义,“章句”之“句”是后起义,取其“稽留可钩乙”之意。其二,可以朱骏声为代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在“句”字的释义方     

恩格斯的“哲学共产主义”刍议——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

1843年秋,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以下简称《进展》)一文中,提出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在他的早期思想发展中是富有内容的,而且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也不能说没有影响。为了澄清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并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确理解,本文拟从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一、“哲学共产主义”的含义在《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     

论《马氏文通》的“词”

《马氏文通》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它开创了汉语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本文拟从“词”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文通》里的“词”(sentenceelements)、探讨马建忠的语法思想。一般来说,句子成分是组成句子的构件,确定句子成分则是句法分析的重要步骤。《文通》的词相当于今天的句子成分。它共有九种,即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前词和后词。《文通》卷十“句读论”中,只讨论了起词、语词、止词和转词等四种句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