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跨国法律中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演进

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制定的"软法"--跨国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促进跨国法律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促使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中国入世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融人世界市场.为此,中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增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监管职能,并向外输出中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使得在跨国法律的演进过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能够存在中国声音,影响相关的国际立法.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研究

当前“药害”事件不断,医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更是令人担忧,医药企业追求“经济人”利益,市场监管失灵、法律规范滞后于政府监督,社会缺乏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而呈现出“道德逆淘汰”态势.加强政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地位和作用,弘扬主流价值,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加大奖惩力度,斩断“道德逆淘汰”逻辑链条;充分发挥媒体、行业协会、群众团体、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第三方监管机制监督;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渗透至企业核心文化的范畴并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多元治理才是监管医药企业的长效机制.     

论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盈利性等优势,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政府、市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并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和谐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和谐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转型社会诚信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由于传统社会诚信观念、社会诚信组织、社会诚信制度受现代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及现代公民社会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诚信意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人际交往中的相互不信任,政治领域中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使得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不诚信现象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造成人际关系的危机、冷漠。原因在于政社不分,社会组织发展不足致公民社会诚信缺失,政府功能错位;政企不分,非政府组织社会影响力弱;企社边界不分,非政府组织属性变异。重构现代诚信体系,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公益文化诚信理念,批判地吸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互惠主义公益诚信理念,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企社分开,理清政府、企业与社会彼此的行为边界。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社会组织功能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形象,而且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促进企业更好地落实社会责任就成为中西方国家发展的普遍要求.但受企业的营利性、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企业还难以有效地担负起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进一步促进和监督企业落实社会责任是一个有效的选择,通过培育公益性的专业社会组织,能够有效配合政府在维权、环保、公益等方面的工作,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     

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及实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与实现,依赖于由法律强制、行政干预、经济调控、社会监督、责任认证、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自律自愿等方式相结合所形成的一套多层次的制度安排。按照上述制度安排在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时层次和主体的不同,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和实现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宏观层面即国家或政府的调节和干预;二、中观层面即社会监督与社会责任认证;三、微观层面即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的自律与自愿等。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从"捐款门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捐款门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必须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文章以此次地震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中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差异,进而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设想。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及对策思考

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处于与时俱进的演绎中。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基本要旨在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构建和理顺企业、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中的制度安排、社会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中的制度安排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自身制度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结构性失范及矫正

现代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组织,其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将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结构性失范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存在的经济责任纯化、法律责任淡化、伦理责任弱化和慈善责任虚化等现象,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理念落后和文化缺失有关。为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结构性失范问题：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加大市场引导力度、运用舆论引导优势、借助社会组织引导方式等。     

论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政府监管

近年来,随着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喜忧参半.有鉴于此,在介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监管责任,并为充分发挥政府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对于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政府威信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