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古通今 臂指相连——西域文明视野下的民汉文化大融合

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腹地连成一片,是民汉文化交流的前提,交通的便利、经济的互补、政治上的归属使先进的华夏文化对绚烂多彩的各少数族裔文化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因仰慕汉文化而进入中原时而引起阵阵"胡风"。西域文明也以独特风姿神韵吸引着华夏文化向其渗透,内地居民持续远赴边疆,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北边陲。该文从西域文化的多元视角入手,梳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汉文化大融合,以期推动当今彼此宽容的文明对话。     

论先秦时期西域汉人先民的活动及其语言使用

考古资料和先秦时期汉文典籍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西域就有了汉人先民的活动，汉语的使用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西汉时“汉之号令班西域”之所以能推行无阻，正是基于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汉语的使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格局形成并逐渐发展，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汉代以前中原汉文化就已传入西域。此后通过屯田、贸易等多种方式,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并逐渐形成"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的屯垦文化。它不仅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成为新疆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新疆文化进步,促进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西汉和亲政策与汉文化的传播

本文对基于政治婚姻的西汉和亲政策、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进行考察与反思.     

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唐朝统一西域后，设立伊、西、庭三州，由于汉语文的普及、兴办学校和科举，儒学和儒家文化在这里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文学的也有广泛传播。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对西域文化和中原的汉文化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考古学视野下两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

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融。在北方草原地区,对汉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匈奴,但是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以及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陕西神木县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葬群,可以看到汉匈文化融合的踪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画像墓展现了一个汉族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以及他在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时,不同民族杂居和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西域大漠中的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则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情况,尤其是在大漠古墓中出土的带有吉祥语的锦和各种丝织品,反映了汉朝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盛况。当然从乌孙墓出土的情况看,汉文化影响的痕迹较为微弱,说明汉文化对西域各国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南方,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古滇国遗址的发掘,让我们认识到岭南百越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民族部落与汉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并对两汉时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岷山道”的历史作用及其当代价值

岷山道为历史上连接四川盆地与河西走廊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先秦至汉代为沟通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通道,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长江流域直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干道重要路段,唐以后至民国时期为汉藏茶马古道干道之一,为促进成都平原和川甘青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建设,再次沿古代岷山道构建连接成渝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沟通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大通道,岷山道将成为促进成渝城市群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川甘青交界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推进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的重要经济文化廊道。     

试论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朝时期 ,西域作为重要的边疆地区 ,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从唐太宗至唐玄宗的百余年间 ,唐政府曾从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西域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均田制的实施 ,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这有助于促进边疆的农业 ,发展民族经济 ,巩固西北边防 ,维护国家统一。     

汉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以汉代历史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汉文化是世界上最为悠久和富于特色的民族文化。秦汉时期,汉民族在先秦称华曰夏的基础上在分布地域的统一、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的统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为统一的汉人,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文化"也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但汉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并未因帝国的统一而消失或者减弱。秦汉时期出现的记录各地风俗、经济社会生活和方言的官方文献充分表明区域性差异的存在。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试论窦娥形象的萌生展衍及最后成型

窦娥形象的萌生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经两汉、六朝、唐、宋时期的不断发展，至元代登上戏曲舞台，成为关汉卿剧作中一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其展衍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庶女，汉代孝妇，六朝至宋之孝妇，元代窦娥形象的成型。     

中秋赏月习俗渊源考辨

中秋赏月习俗虽然始于何时从无确论，但若从先秦至唐的古代赏月诗中寻求线索，可得出结论是：赏月诗从先秦至唐，有一个从一般的赏月诗向赏明月、赏秋月、赏十五明月、乃至赏八月十五中秋月诗的发展过程，由此可得出中秋赏月习俗应萌发于南北朝、始成于初盛唐、渐兴于中唐、大盛于晚唐的论断。     

关于晋唐时期西域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晋唐时期是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历史阶段．本文依据文献及新疆出土的简牍、文书资料，就晋唐时期西域的立法、婚姻家庭、民事诉讼以及晋唐西域法律体系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从而得出晋唐西域法律体系是包括了中原汉法、北方少数民族习惯法及当地部分民族习俗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的结论。     

唐代西域多元宗教文化的特征与影响探究

唐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历史时代,其多元宗教文化以西域最为典型。唐代西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之道,多种宗教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多元宗教并存的文化格局。西域宗教在内容上表现为不同宗教相互借鉴吸收,在民间信仰上体现出世俗化、功利性等特点,这些宗教内容的形式和信仰方式促进了西域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对西域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介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介荣新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小甫博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是我国近年来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古代西域地区，是多种语系的民族居住和经行之地，又是东西方几大文明的汇聚...     

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与汉文化

明清时期,由于汉文化的强力渗透,孝道观念在白族民间文学中演绎成为一道壮观的主题风景.白族民间那些以宣扬孝道、歌颂孝道为旨归的文学作品既表现出吸纳汉文化的态势,又显示出与汉文化不太相同的价值取向.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展现了白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生命联系,也揭示了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复杂机制.     

论唐代西域烽铺屯田

唐朝统一西域之后,管辖今新疆、中亚等广大西域地区。出于军事及巩固边防的需要,唐王朝在西域驻军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西域驻军的屯田涉及范围极广,自军至守捉、城、镇乃至烽戍均要屯田。该文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屯垦作物、屯垦亩数、屯垦人数等方面,对唐朝西域最基层的军事单位——烽铺的屯田情况进行阐述。     

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