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唐的尚武之变与西域乐舞东传

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的西部乐舞中的“尚武”之韵,已不再是游牧部族“野蛮”的代名词。到了唐代．它则凝聚了中原文明更多的精髓,既可代表社会集团强力实施的政治、军事行为,又在追求和谐、安宁的大一统中,彰显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并历经了初唐的童稚和天真、盛唐的武功盖世及开元天宝年间的青春和朝气、中唐离乱哀思中的冲动和热烈,直至晚唐,其“尚武”虽在落日黄昏中多幻化为形式,演绎为宫廷艳舞．盛极奢靡之风,但仍不乏将其“老骥伏枥”之志,稀释于艺术的“本真”和“纯然”之中而至生命的超然。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贯古通今 臂指相连——西域文明视野下的民汉文化大融合

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腹地连成一片,是民汉文化交流的前提,交通的便利、经济的互补、政治上的归属使先进的华夏文化对绚烂多彩的各少数族裔文化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因仰慕汉文化而进入中原时而引起阵阵"胡风"。西域文明也以独特风姿神韵吸引着华夏文化向其渗透,内地居民持续远赴边疆,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北边陲。该文从西域文化的多元视角入手,梳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汉文化大融合,以期推动当今彼此宽容的文明对话。     

先秦至汉代的司法检验论略

先秦至汉代是中国古代司法检验的萌芽时期,同时也是检验制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不仅检验活动十分频繁,而且确立了许多检验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对制定唐律的相关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为中国检验制度臻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至明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的人口迁入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了 ,经过秦汉、南北朝、唐宋等时期 ,至明代 ,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已经确立了汉族在河谷盆地内的主体地位。     

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本文论述中原文化在西域鄯善、于阗、龟兹、高昌等地的传播及多元一体的关系     

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汉代以前中原汉文化就已传入西域。此后通过屯田、贸易等多种方式,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并逐渐形成"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的屯垦文化。它不仅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成为新疆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新疆文化进步,促进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西汉和亲政策与汉文化的传播

本文对基于政治婚姻的西汉和亲政策、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进行考察与反思.     

试论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朝时期 ,西域作为重要的边疆地区 ,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从唐太宗至唐玄宗的百余年间 ,唐政府曾从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西域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均田制的实施 ,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这有助于促进边疆的农业 ,发展民族经济 ,巩固西北边防 ,维护国家统一。     

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

唐朝建国后与西域的关系,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玄奘的记录而略有了解。新发现的《张弼墓志》,告诉我们贞观元年到贞观六年,唐太宗曾经派遣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行程四万里,应当包括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以及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贞观初年来访唐廷的西域诸国,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张弼的出使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墓志补充了丝绸之路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     

先秦至两汉服饰文化交融对建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意义

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游牧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文化亚形态,不同文化间的转化和解读相当繁复,以服饰文化为代表的非语言符号是文化亚形态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北方游牧民的不断迁徙及其与中原农耕民的频繁往来,推动双方不同服饰文化元素、服饰制度以服饰文化符号的形式汇聚和交融。服饰文化符号的形象性与意向性,是加速服饰文化凝聚性结构形成的前提。通过战争、礼仪、和亲、礼物馈赠等交往情境下服饰符号意象的再生产,服饰从地域性、族群性符号转变为双方共同使用、共同享有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成为建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重要文化来源。     

论墨学在先秦时期的传播

战国时期,墨家学说在传播中不断得到普及和接受,墨家学派在学术传播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先秦时期的显学。诸侯之间相对独立的政治格局、招贤纳能的社会环境,以及广阔的地域空间都给墨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通过墨家学者不断努力和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墨家学说由地域文化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并在传播中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墨学的传播对先秦文化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太宗至唐玄宗时的一百多年间,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实施。租庸调制的推行,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     

汉字的文化功能及对汉文化传播的意义

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从形体构造言,以义构形、以形索义的构字特点及规律,使汉字字符既具有形象、象征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从其文化功能言,汉字因字、词的某种一致性而具有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其社会功能则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文言系统及文言经典。高度的超时空性使汉字跨越了历史及方音的双重障碍,播及古代四邻国家。正是因了汉字的借用,越南、朝鲜、日本等邻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在平实中推进——读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有感

<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有别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常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制约文化和文艺的单一的"反映论"的研究方法,紧扣中唐至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特点,以"文学转型"和"文化要素"等语作为中心,论题鲜明集中,在"文学是人学"这一潜意识的指导下,从文化与文学之间绝对不可缺少的中介--文学创作的主体的本质变化--"人的觉醒",即"人的转型"(包含政治品格、思想观点、思维模式、个人生活、审美倾向)--这一关键环节来探索文学转型时期文化要素.对"复合型创作主体与社会关注意识的强化"、"政治转型"、"近代商业经济形态"与文学转型诸因素之问的关系加以翔实论述并从"创新与建构"入手,对其间的文化背景及文学主流进行深入而平实的论述,从而获得了这一阶段文学变迁转型的系统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外研究不足的空白.     

哈尼族土司在汉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土司为例

近年来,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人们更加注重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土司制度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研究已不像以往只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有了较为公正的评析。云南红河哈尼族土司曾借助自身的优势,积极吸纳和传播汉族文化,为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跨境交融、进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先秦时期传播活动略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播文化的源头。当时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从口语到文字的发展过程 ;建立了传播的最初形态 ;传播活动促进了经济政治发展、加速了社会统一进程、传递了社会文化。研究先秦时期的传播活动 ,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与先秦人生境界之比较

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品格,一直就是先秦与古希腊哲学家所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本文从文化精神品格的内容、修养方法以及理想人格的生成上对先秦与古希腊的人生精神品格作出比较研究,从而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方“尽善尽美”与“至真至善”的精神品格的内涵,以期使我们在两种不同文化品格的对比中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