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性视阈中的道德信仰难题

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信仰难题是由现代性所引致的"现代性后果".现代人成为孤独的异乡者,他不停地流动,永远在流浪,永远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现代人的不在家是现代性本身所造成的.现代性内在地具有祛除信仰的可能.现代性内涵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现代性的多元权威与信仰所要求的终极权威之间的冲突,理性的世俗化趋势与信仰所要求的彼岸超越之间的紧张,这些都是道德信仰难题的现代性根源.信仰内在地要求我们追寻生活的意义.在现代多元社会中,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多种生活意义的可欲性.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

现代性问题构成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展开的基本主题。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以绝对理性的政治国家来扬弃形式理性的市民社会环节。在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域,马克思以“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否定了政治国家对经济基础的超越性,揭示了现代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设置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共同切入点,同时也构成了他们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内在限度。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现代性境域下“三个自信”的精神价值与意义

现代性在历史进程中引起了社会结构变迁、价值重估与整合及主体精神转变。"三个自信"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反思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面对新的时代问题,一方面要认清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困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西方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要理性反思与价值重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解决现代性问题并推进现代性进程。     

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机制

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机制吴志鸿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被看作是一种“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①的有效形式，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体现民主的意志和愿望，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促进社会价值的公平。行政立法作为一种规范公共权力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制定活动，其内在精神...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发展所环绕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在中国尚未成为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韦伯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内在阻滞力主要来自以儒教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主义。然而,从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微观文化哲学的视野,可以看到这种阻滞力来源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图式。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成熟性孕育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常发达,而传统日常生活的内在图式形成了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是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而且渗透和同化了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因此,全方位地突破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对现代性的严重阻滞力,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论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秩序

日常生活既是权力秩序的基础,又是它的控制对象。其中,欲望身体、合作关系与生活仪式三者的内在关系更是现代权力所要渗透和操控的日常生活内容。现实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应当从法治与民主两个方面去恢复日常生活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提高人们的现代性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