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本质与开端

制度日益成为诸人文社会学科解释各自问题的理论工具,可学界对制度本身的解释却存在问题,包括把制度等同行为规则的主流观点。其实,制度只是规则中的正式规则。这个解释不仅符合汉语"制度"一词的本意,而且也能提高用词效率。而关于制度的开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中最先出现的规则是习俗,此后出现的规则是道德,最后出现的规则才是法律、政策等制度。而笔者的观点是:制度在社会的开端就有,并非落后于习俗和道德的出现。虽然最早出现的制度或许没有强制性。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论制度的政治化

制度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制度存在着一个往往为人忽视却又无法否认的现象———政治化,即随着政治规则的产生,一方面使社会其他领域中的行为规则成为这种政治关系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领域的制度最终总是以既定的政治规则为取向发挥作用和进行演化。制度的政治化使特定社会全部制度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单一制度的演进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大大降低,因而规范整个社会政治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制度就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

合约形式和制度是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的函数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程度低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地采取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形式;在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都比较高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采取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的形式。因此,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是不可移植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分工不发达的阶段,过早地引入正式的制度,或者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分工发达的阶段,还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都达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这个框架既可以解释东亚模式早期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期的危机和转型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的关系合约没有根本改变,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未必会有效。扩大市场的范围从而深化劳动分工,打破市场的互联性和关系合约存在的基础,中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依赖显性合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论制度文明建设与社会进步和发展

人类的文明 ,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部分有机组成。在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 ,应提倡制度文明建设 ,三个文明一起抓。制度是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规则 ,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政治制度文明在整个制度文明中占有主导性地位。政治制度的文明程度 ,决定社会的民主程度。制度文明建设 ,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论媒介制度的内涵及其分层演化原理

媒介制度可以定义为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媒介制度是一个制度系统,宏观管理制度,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构成了这一系统。媒介制度具有制度系统的相关性、层次性以及演化过程中的次序性等特征。其三个次级制度系统之间既具有较强的制度耦合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离特征。这种既耦合又拟分离的关系决定了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可能不同步,三个制度系统的演变方向、速度与程度均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这即是媒介制度的分层演化原理。考察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原理所起的作用。     

论市场的机制及其制度构造 --现代制度生成的经济学解析

市场经济基于生产分工与资源交易的生产方式,形成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制约关系,是为市场经济特有的关系机制.这一关系机制内含整合、互动、约束三大功能,分别发挥整合市民社会、塑造民主政治、构建法治国家的经济决定作用,并在实践上依次地自主构造三大现代人文制度.正因如此,没有理由怀疑,我国必将实现并完成市民社会、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之三大现代制度与市场经济在发展中的同构.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经济人”假设与制度认同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假定,"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但它必须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制度是规则的集合,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但一种制度框架只有经过制度认同,经过所有公民价值批判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肯和接受,公民才会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才会有基本公正的秩序。     

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本文从民法的属性、民法的发展、民法的结构诸方面,深刻揭示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是民法存在的基础,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民法制度的成长与丰富,而民法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的法律要求凝结为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和契约制度,而这三大制度决定了民法典的基本结构.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稳定性增长

在市场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尽管在短期内人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的效应,但在长期的环境里,很多领域却出现了制度失灵。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对社会经济及市场秩序的影响远比正式制度更为持久,而中国在优化市场秩序、推进经济稳定性增长方面,必须重视和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仅揭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还批判了黑格尔的内部国家制度。后者深化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批判和解构了黑格尔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制度设计,从而为马克思稍后的政治批判及其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促进了唯物史观的诞生。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批判可以为当前的社会政治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制度创新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探析

从起源上看,制度及其创新是人的社会交往实践的产物、从功能上看,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行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构建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制度及其创新对人的发展划定了一个边界。制度及其创新既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体现了人的客体性、受动性。应该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人的发展。     

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

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是制度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本文对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现状做了全面的疏理 ,引入有关冲突理论建立解释框架 ,寻找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指出社会转型、城乡断裂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是冲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着重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结论是 ,农民进城是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 ,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开放的程度     

公民概念的历史维度及审视

公民(Citizen)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是个重要的问题,它体现为权利义务观的政治学概念,也体现为与公民德性及社会生活目的论相关联的哲学概念,它的发展,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公民权利思想的不断普及紧密相关。时至今日,公民不是宗法社会和等级社会中的臣民,也不是近代商业社会或西方早期市民社会意义上的纯粹经济人,而是经济人、政治人和道德人的统一。所谓公民,就是凡得参加政治事务、司法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统治机构的人们,即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自主权利并平等参政的社会共同体成员。     

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及其表现样态

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始终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中外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