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萧殷的典型理论思想

萧殷认为典型形象就是熟悉的陌生人,他特别强调典型形象的个别性、典型环境的个别性以及事件的个别性,指出只有突出形象及环境、事件的个别性才能创造出典型形象来。在讨论典型形象的过程中,萧殷表现出了紧密联系实际、批评各种错误倾向以及无所畏惧的探究勇气和学术品格、科学精神、敢于直言的独立的学术意识、学术见解。     

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本文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汁原味的三个“尺度”,来探讨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含义。三个“尺度”的提法,是不同于理论界一个“尺度”(客观论派的“客观尺度”)和两个“尺度”(主客观统一派的“主客观合一尺度”)分析的另一种提法。三个“尺度”即(动物把握的)“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把握的)“所有物种的尺度”、(人“随时随地”把握和运用的)“内在固有尺度”。三个“尺度”的表述,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把握和运用“尺度”的能力和状态的不同,以证明人的真正劳动的类特性——自由和自律。     

中学体育选修与发展学生个性

本文认为在中学阶段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是实现体育教育“统一性”与“个别性”双重任务的必然要求,而“体育选修”则是发展学生个性的必要条件。学生个性的发展蓄含于“体育选修”之中。文章从体育选修的意义,开展“体育选修”的思路等几个方面深入阐述了二者间的关系,划清了“个性”与“个人主义”的界限,使“个性教育”沿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阿甘本的典型说：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论

吉奥乔·阿甘本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论：典型说。阿甘本认为典型是具有个别性与代表性的实例,它通过类比逻辑以个别代表一般。但典型不仅是一种以“旁本体论”为存在方式的具体事物,同时也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阿甘本建构典型是为了理解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问题。其中,神圣人、集中营等典型形象代表了阿甘本典型化的反面运用,圣方济各运动则代表了其典型化的正面使用。将阿甘本的典型说与中国的艺术典型理论对比,可发现其典型理论对传统“一般—特殊”二元框架的超越。但在建构典型说的过程中,他是否弱化了具体实例的个别性,此点仍待商榷。     

古罗马物权法的个别性和关系性

古罗马物权法历来为世人视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物权法,即个别性物权法,但在个别性的法律物权之下,其深层的、实践的物权则是充满关系性因素,实际上是社会的、关系性的物权法。     

关系合同理论要义——兼论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

关系合同理论主张意思并非构成合同的唯一要素,命令、身份、社会作用、亲属关系、习惯等都可能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合同行为存在于从个别性合同到关系性合同的系谱中,这些行为重复性地发展,逐渐产生了规范。合同的内在规范分为共同规范、个别性规范和关系性规范,共同规范存在于所有的合同行为之中,个别性规范对应个别性合同,关系性规范则对应于关系性合同。现代合同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合同法的范畴,朝着关系性合同法的方向发展。以关系视角审视我国合同法及其理论,可以加深对合同概念的理解,提高对合同漏洞的认识,引起对继续性合同的关注且提供其适用依据,并为司法裁判带来实质主义方法论。     

论尺度是美的规律的核心

“尺度”是欧洲哲学史和美学史上一个很古老的范畴。早在希腊神话里,宙斯的女儿,正义之神帝基和执法女神伏诺米亚(Horai三女神中的两个),就同时兼有世界历史、社会生活的尺度的意义。荷马史诗也常用尺度一词来表示测量单位,如道路的长短,船舶的位置等等。诗人赫西俄德把尺度用作社会实践的准绳,表示生活的节奏、秩序、律动。在长诗《劳动与时日》中,他劝告人们“谨遵尺度,及时劳作”。哲人赫拉克利特给火(他认为这是万物的本源)规定了“燃烧的尺度和熄灭的尺度”,还指出逻各斯是“表示时间范围的尺度”。毕达哥拉斯派的波里克列特以“准绳”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把数看做是艺术的尺度。诡辩派的普罗塔哥拉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理论:“人是现存事物的尺度”,认为人是从自身出发来衡量一切的。     

论恩格斯对判断的辩证分类思想

判断分类问题是判断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论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却以此推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高级形式。”(《自然辩证法》第135页)据此,恩格斯把判断发展层次规定为个别性判断——特殊性判断——普遍性判断。而“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马恩选集》第3卷第554页)因此,研究恩格斯对判断的分类,对于研究认识论以及判断论具有重要意义。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定

对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明知”,是帮信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帮信罪“明知”具有间接性、单向性和预见性的突出特点。根据相关法解释,帮信罪的“明知”应理解为“概括明知”,其可能性认识程度应达到“高度盖然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证明具有简单化及认定标准过低等倾向。为保证证明质量,“明知”宜主要采取推论的证明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慎用推定方法。具体判定可以采取特征行为判定法、综合认定法和反证排除法。判断标准上,应将“常人”标准与个别性标准相结合。可区别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在“明知”认定问题上亦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客观性(上)──对一个老是论误了的问题的驳正

“美的规律”在我国美学界是一个快老了却老是波误了的问题,即把为对象客体所固有的客观的“美的规律”,误论为主客观统一的主体活动的规律。因为陷入所谓“两个尺度”的误读,其误论便愈演是没．而从语义学和翻译上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来考察,可以说明没有“两个尺度”,只有一个尺度．而尺度,马克思这里是特指对水客体的“反”的哲学概念．是作为对水客体的规律使用的．因为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无论来说,作为规律,只限于对水客体。所以,“美的规律”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对家客体其内在本质与表现形式完满统一的规律”．而不是所谓“任何物种尺度”（客体）和“内在尺度”（主体）两个尺度结合构成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二元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的路径探索

面向用户需要、满足用户需求是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服务的根本导向。在“互联网+”时代,开展针对性、增值性服务是公共图书馆功能和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具有多元、服务、共赢的特征,在推动馆藏资源共享的实践中,公共图书馆要借助信息技术建设信息数据和信息共享平台的统一标准,打造用户一体化体验模式,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助力资源共享建设,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环境健康风险视域下环境标准的理性反思与规范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阿特巴赫教育依附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诹议

美国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基于依附理论体系创建形成的教育依附理论,以“中心”与“边缘”作为逻辑基点,研究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西方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及成因。在这一理论视域下审视和反思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但要求我们在建设过程中警惕学术殖民主义的侵蚀、学术自我殖民倾向的泛滥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丧失,更需要我们冲破依附发展的桎梏,努力实现从“文化趋附”到“文化自立”的转变、从“模式效仿”到“模式立新”的转变、从“学术依随”到“学术引领”的转变、从“西方标准”到“中国标准”的转变,由此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由依附发展迈向自主发展、创新发展和引领发展,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伦理视域下破除人体器官捐献“坚冰”的新策略

目前我国民众自愿遗体器官捐献的比率极低,民众对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意识茫然,相关伦理制度及体制不健全。规范体系缺失、传统“孝”观念的影响、生命形式的单一化认知、公共意识缺乏,是影响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重要伦理因素。破除遗体器官捐献的“坚冰”,应建立科学、透明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充分挖掘传统“孝”观念中的“延续性”意蕴,认识“关系生命体”的生命存在新形式,通过宣传提升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完美性”陷阱—一个“正确理解利益原则”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素养方面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有效性较差的实际问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把禁绝个人利益的“完美性”诉求作为具体的、现实的标准。实际上，利益作为每一个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被完全禁绝的。因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追求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该原则进行规制，倡导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有限自利”与“完美理想”相结合的“正确理解利益原则”。     

调控房价的热效应研究--“标准住房面积”的制度化、常态化与法制化

近年来,调控房价滋生了一系列热点效应,问题的焦点越来越集聚在“标准住房面积”上。我们应当通过人口与住房面积相结合来制定“标准住房面积”,增加住房资源并节约土地资源,有效遏止投资、投机行为,降低住房的总价,使中低收入者直接受益,从而实现房价调控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