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

唐代刺史的任期,就总体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州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重要州府,无论是在唐前期还是后期,普遍存在任期偏短的问题,这也是朝廷屡下诏书纠正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偏远州郡刺史的任期则存在过长的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唐代前后期,南北方州府刺史任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北方诸州郡刺史任期在唐后期普遍延长,而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则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而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是造成官员不愿担任刺史等地方官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官员是否愿意外任刺史,与将要赴任之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之优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杜牧的郎官经历与其诗文创作

晚唐诗人杜牧曾五次担任郎官,这在唐代诗坛是绝无仅有的。唐代诗人担任郎官现象比较突出,但多数人在郎官任上得到提拔,而杜牧十年之间从膳部员外郎到吏部员外郎,职级不动。杜牧的职官角色在郎官与刺史之间转变,五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宦海生涯对他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早期的壮志情怀逐渐转变为看淡仕途,甚至生发出退隐的思想。与此相应,其诗文创作的体裁与题材都有明显的变化,反映了他的真实心态。     

试论唐代开元时期的地方吏治

迄今为止,关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如何整顿地方吏治的问题,尚无专文论及。事实上,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之治”,将其出现原因,仅仅归之于最高决策层几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中央政权是制订政令的机构,政令制订以后能否有效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关键取决于地方各级官吏,这一点不论在古代和今天都是相同的。唐人陈子昂曾说:“……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政教之首也。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可见,地方刺史、县令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首先对唐代地方州郡的基本职能作一简要介绍。     

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

“山涛论兵”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成宁三年。罢州郡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大量地罢除州郡兵。其次是罢去刺史的领兵权。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当彻底，晋惠帝元康中期凉州、雍州、荆州、梁州、益州等州恢复了刺史领兵，惠帝末才完全恢复刺史领兵。     

《唐刺史考全编》补正(二)

以近年新刊布唐代墓志为主,对其中涉及的有关唐代刺史之资料加以收集整理,择其要者,参以传世典籍,补正<唐代刺史考全编>及后续相关研究.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唐代刺史与灾荒

唐代刺史是抵御灾荒的主体,灾害发生后,刺史需及时上报朝廷并积极御灾。但由于当时救灾思想、救灾手段的落后及救灾程序的限制,唐代刺史并无及时处置灾情的权力,因而救灾效果也不理想。     

“别乘”考辨

“别乘”一词 ,在唐宋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笔者考察 ,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职官别名出现的 ,在唐代代指“别驾” ,在宋代则代指“通判”。然而检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该著在“通判”下列“州郡”、“监郡”等十数种别名 ,而不及“别乘” ;《汉语大词典》“别乘”条释为“别驾的别称” ,所举仅此一端。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别乘”涵义之演变作一梳理。“别乘”一词 ,见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条引《庾亮集·答郭豫书》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 ,宣王化于万里 ,其任居刺史之半。”《通典》曰 :“别驾从事…     

阮大铖所结中江社考论

中江社是晚明影响较大的一个社团。此前学界往往从阮大铖的政治评价出发,将中江社列为复社的对立者避不多谈,使该社成员及状况等不甚了了。中江社之结虽然包含有阮大铖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从该社之成立渊源、成员特点等方面来看,中江社实属文学社团而非政治社团。     

北魏的察贡推举制度

在秦汉选官制度中占主要位置的察举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废除,特别在北魏建立后叉恢复发展起来。北魏孝文帝时,州郡察举制成熟,“秀才”是主要科目,但与秦汉时明显不同;其次,还设立了“孝廉”科。这两科的州郡察举,前后又有明显变化。此外,北魏还存在着官吏特别荐举制度,作为选官的补充形式。州郡察举和官吏特别荐举组成了北魏时期较完整的选官制度,成为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和制举的滥觞。     

滨海地缘与州县关系：《王宗本玄堂记》所见晚唐海州地域史

东海县作为唐代难得的海岛县,海州作为唐代不多的负海州,在海外交通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其州县关系呈现较为特殊的面向。新罗人在海州居住,以及遣唐使船的不时到来,为海外交通之明证;海州地域的鱼盐之利,东海县与海外的贸易,则共同促成海州滨海经济的繁荣。由此也带来州、县之间的利益冲突。《王宗本玄堂记》所记载东海县令王宗本对海州刺史“苛剥不道”的抵抗,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案例。从田横以来一千多年的海州地域勇于反抗的社会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为田齐后人王宗本的胆魄。当然,海州地域的州县关系并非一直冲突,大部分时间为和平共处阶段。东海县令往往配合海州刺史的动作,海州刺史则常常做出善政的举措。     

唐代后期内外官轻重辨

关于唐代前期士大夫重内职轻外任的记载史不绝书,《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四年二月载: 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这条材料大概可以认为是这一现象颇具代表性又最为形象的写照。对这一历史事实.唐史学     

唐代起居制度初探

起居制度为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日常起居、巡幸起居、外官起居、陵寝起居.对太上皇、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的起居等.本文对以上各类起居的内容及形式进行了详尽考述,并对唐代起居制度的渊源及影响做了较深的探讨,认为唐朝健全起居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服务.     

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德宗前,宦官收养子嗣之风盛行。德宗时颁布诏令,在收养资格、养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但却给宦官收养子嗣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养子在德宗时成为一种制度。养子制度与宦官典掌禁军及出任监军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促成唐代后期宦官大权独揽,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     

论唐代刺史的教化职能

教化百姓是唐代刺史的基本职能之一,因而唐代刺史非常重视对治下百姓的教化.唐代刺史推行教化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宣布德化、发展教育、移风易俗、旌表忠孝节烈等,并且往往将以上几种教化形式综合推行.积极教化百姓,对稳定唐代地方社会秩序,对文化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

西汉俗文化的昌盛为史家之公认,它与汉代崇雅的文化大传统相并行。西汉俗文化的盛行集中表现在娱乐之风的昌炽。考察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雅乐衰微,楚风劲吹,这一文化背景为娱乐之风的勃兴提供了肥沃土壤;二是皇帝雅好,身体力行,皇室成员成为娱乐之风的强劲推手;三是炎汉盛世,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的激增促成了娱乐之风大炽;四是经学昌明,神话政治,歌舞娱乐发挥着安世化民的政治功能。     

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     

唐代宰相群体研究综述

唐代国家选用宰相的数量之多,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作用之显著,为历代所罕见。近年来学者对唐代宰相群体的研究日益关注,以其为对象来考察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民族关系,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