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小说作者与科举的关系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与科举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由于二者均繁荣于同一时期,其间的联系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它们联系的桥梁无疑就是作者.明清时期许多男性都有过学习举业,甚至参加科考的经历,数量庞大的明清小说作者群体也不例外.其中明确科举身份的小说作者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余者从具体的小说作品和序、跋、题词中亦隐约可知,相当一部分人与科举是存在联系的,并且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倾向性有着众多的一致性,这也成为小说品类、特点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明清小说虚实观演变与小说创作之互动

明清小说虚实观的尚实一脉在强调小说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的前提下,对依循史实与虚构叙事关系的认识有所转变,对虚构的看法变得灵活通脱;而尚虚一脉发掘了小说虚写的艺术魅力。两脉既有分流发展的一面,也有交错融汇的一面,实现了对生活真实、艺术虚构和艺术真实三者关系的辩证把握,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上述新变,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推动催生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小说创作,形成了良好互动。明清小说虚实观的演进态势表明,可以从尚实与尚虚两面去认识明清小说虚实观,但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法将它们的持有者清晰地划分两个或更多的阵营。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京杭运河当年流经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运河文化包括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明清小说的主体是运河流域小说,其代表作品大多诞生于运河流域并与运河文化密不可分.究其原因不外乎政治中心效应、经济重心效应、出版拉动效应、文化辐辏和人才集群效应.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光大了运河文化.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论读者与明清小说命名的关系

明清时期,读者作为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小说命名的关系相当密切。其主要表现是：读者与小说命名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读者的阅读心理影响了小说命名;读者影响了小说续书与仿作的命名。深入认识读者与小说命名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寻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     

明清小说所含科举资料的补史作用

明清小说作者大多亲身经历科举,对科举实行情况最了解不过,他们笔下的科举内容也较为真实和详细,并且,他们从应试举子的角度记述科举制度,为我们认识明清科举提供了另外一条途径。科举文献记载有严格的规制,使科举制度中一些细节并未完全载录,小说对此有所补充,甚至还可以作为相关部分科举资料的重要文献及来源。     

地域文化与解放区小说创作

为了创作出真正大众化的小说,解放区作家逐渐把特定地域的方言土语、景物画和风俗画纳入到小说的题材中去,形成了解放区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地域文化增加了解放区小说的艺术魅力、提升了解放区小说的美学品味,促进了解放区小说大众化、民族化的进程.但是,在解放区小说中,地域文化服务于以建立民族国家为重要奋斗目标的主流政治文化,小说的情感和主题显得过于狭窄和单一.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明清小说作者的民俗观与江苏民间制度文化

明清小说的作者凭借对于民俗的敏感度关注、认可并记录和描述江苏民间制度文化,其民俗心理、民俗意识乃至民俗观,是他们在作品中描述民间制度文化内容的必要前提。作品也描述了江苏民间制度有许多先天不足。作品对于民间制度的态度完全根据反映作者创作倾向的需要而定,民俗观与民间制度文化内容褒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历来重视道德规劝和教化,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律性约束,在这一点上,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保持一致,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制度拾遗补缺。     

地域流动中的情节建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结构的影响

由于科举的需要,产生了科举中人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如科考岁考、乡试会试等,小说情节往往在小说人物的地域流动中发生、发展、完成,这些地域流动对于整个小说情节的规划安排、小说构架的搭建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版权制度缺失与明清小说繁荣

明清商业文化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小说创作与刊行异常繁荣。由于社会普遍缺乏版权保护意识和版权保护措施,书籍的传抄、仿刻、翻刻、仿作、篡改、增删等侵权行为大量存在,但这些行为并未导致创作和出版的萎缩。相反,这一时期版权保护意识及版权制度的缺失恰恰与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因此,一种看似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可以在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获得解释。     

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黄咏梅小说中处处都有梧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黄咏梅小说创作中,浓郁的乡土情结和诗性品格与集体潜意识的地域"隐型文化"密不可分.     

五代科举与书籍印刷之关系

在考察五代诸国藏书及书籍刊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以外,当时所收藏和印刷的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仍在延续,并未停废。这也说明五代的科举与书籍印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科举的存在对于书籍印刷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科举与古代戏曲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作为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对文人剧作产生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正因为此,科举及与其有关的情节在我国古代戏曲中随处可见。通观我国古代的戏曲作品,从早期南戏到明清传奇,表现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戏曲往往少不了科举求名的情节。元代在不得为官或仕途不如意的情况下,许多士人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因为他们要找寻寄托,而杂剧无疑是他们寄托怀抱、娱乐自己的最佳工具。八股文处处要求合乎科举考试的要求,要求应试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戏曲代言,而戏曲尽管也要受到戏曲创作规范的限制,但相对应试的八股文体,作家在思想上无疑有着更大的自由,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可以给作者带来心灵上的自由,因此,许多失意文人把它作为抒情言怀的最佳工具。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

明清时期繁荣的江苏经济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肥田沃土,明清小说对发达的江苏 经济也给予了浓墨重彩的观照。本文在阐发了明清江苏经济对小说文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后,对 明清小说中反映的江苏经济史料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