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之发展与意义检视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深入与展开,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从强调个体主导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倡导社会优位的权利本位思想;由侧重通过本体和价值层面阐释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说权利本位思想;以研究法理学框架下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在法理学指导下的多层面不同部门法学科的权利本位思想研究。权利本位思想的兴起不仅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符合现代法治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意识的形成。     

析马歇尔的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矛盾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提出了社会权利的概念,把公民资格从过去仅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公民资格和政治公民资格拓宽到包含社会公民资格。然而,社会权利并不是毫无困难地融入公民资格理论体系中的。最主要的困难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必然相互冲突。本文介绍了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中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容,比较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同的来源和原则,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冲突。     

社会资本的作用与权利救济的实现

社会资本理论是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运用广泛的理论工具,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丰富和创新了传统的资本观念,为研究和透视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良性的社会资本能够促使人们建立人际之间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凝聚各种社会网络资源,减少人们在公共事务和市场上“搭便车”或者利益互损行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某些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个体不得不以构建社会资本的方式来实现权利救济。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

农村社会保障是以遭受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沿革,庞大农民群体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边缘,需要未满足且呈非均等化供给态势。在此,运用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理论厘清建构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可行性,并阐明保障每一位公民普遍享有“无差序”的社会权利、满足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权利的保障——兼谈我国收入分配法制对社会正义的调适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因素.要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公民,对于我国社会法制建设来说,核心要旨在于保障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消除贫困者面临的社会排斥.财富分配在国家、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制度不公无形之中拉大社会阶层差距,成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法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在主权国家范围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并推行再分配手段和福利国家政策加大调节力度.同时,由于我国加入WTO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权利的责任主体若只局限于国家,将很难有力地平衡全球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因而在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层面和低于主权国家的社会层面形成倡导公共责任的社会法律体系,也是社会法制建设不容忽略的环节.     

社会权利视野中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模式研究

毛泽东时代以来,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普享社会权利、削弱社会权利和重赋社会权利三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基于此,根据医疗保险制度与社会权利主要属性进行纵横维度划分,将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为社会权利均等型、社会权利分层型、社会权利差序型和社会权利公正型四种发展模式。为追求社会权利公正型医疗保险发展模式,需要在处理差别化医疗保险制度、避免社会权利内卷化和积极探寻社会权利本土化路径等层面制定相应社会政策。     

身份社会及其个人权利辨析

身份社会个人权利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自身的特性决定了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经济上的依附性直接决定了政治体制之中的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身份社会的个人权利不是基于人类个性的权利,而是奠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身份社会个人权利状况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     

权利本位新论

权利本位是我国新时期法学领域最具引领性的法学理论之一,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法学观念的变更和法学理论的更新。但权利本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变革过程。社会权利本位要求以社会上的所有人、每个人为本位,人人是主体、人人有权利。而要实现社会权利本位,就离不开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是实现社会权利本位的基本要求,由此导致相应的法律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新的权利本位论。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地权流转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权利转让方式中蕴含着权利保护的经济逻辑,权利转让是联系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纽带,因此,个体权利的保护应该在社会整体的最优目标中来考察。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地权流转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一种没有防护的权利,权利的内在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土地财政膨胀的主要根源。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     

论社会利益在公、私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在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外归纳出社会利益是经济法学的贡献,但是将社会利益定义为独立的利益形态,还缺乏权利主体,难以满足制度建构的必要条件。社会利益以权利为旨归而不是以权力为核心。社会利益应当是社会成员在共益性权利诉求上的集中表现,最终通过经济活动落实为个体的权利。社会利益因此具有对个体权利的从属性。     

权利发展与制度变革

传统的权利理论不足以对权利发展进行可靠的证明,而将权利解释为社会可供资源与人的内在需求的契合,不仅能说明权利的产生,也可以阐释权利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权利产生与发展的解读就须以制度作为必要条件。在现实中,WTO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措施可以作为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相协调的例证;欧盟的区域政策可以作为发展权利在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及农业之间协调的例证;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则是社会公益与个人自由协调的例证。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制度来维护和实现权利,是权利运行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社会保障研究范式的权利论转向

社会保障的研究经历了从社会控制范式到权利范式的转换。早期社会保障主要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客观上变成了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并使政权得以延续的工具。制度反映到理论研究中,就形成了偏重社会控制的社会保障研究范式。20世纪40年代,社会保障的权利研究范式开始确立。权利论研究范式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理论意义而言,它开辟了社会保障研究的主体维度,对改变社会保障学长期以来依附其他学科的窘境、尽早成熟为一个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独立学科起了关键作用;就实践意义而言,它催生了以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现代福利制度。然而,社会保障的权力论研究范式也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应。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体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个体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就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可能来自个人,二可能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纠正,后者则往往因少数人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隐蔽性,有时可能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和谐社会正义建构的价值超越——基于“个体”与“社会”共生性平衡的视角

现代西方正义理念以原子式个体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意识形态预设,由此导致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失衡,以及权利取代价值认同的价值危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联合体,也是伦理联合体。和谐社会正义建构中的个体权利观,依托一种给予其正当性证明的社会性价值理据,有助于克服西方抽象权利本位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权利观的价值伦理指向与行为规范导向。     

论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权利救济尊重、承认和保障了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而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和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首要条件;权利救济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权利救济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权利救济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下社会管理之应变

当今时代,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化不断深化、民主法制化进程加快、网络快速发展及公民主体意识日益增强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主要原因;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主要表现在:权利认知水平大幅提升、权利实现意识越来越强烈、权利救济范围日益扩大、双向权利意识开始显现。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要求社会管理理念要从权力本位转到权利本位、管理主体要从一元到多元、管理方式要从管控到服务、管理目标要从由追求稳定转到追求稳定与激发活力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