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嘉定末年皇位继承问题新考——以宁宗的旨意为视角

南宋嘉定末年的皇位继承是中枢政治的一件大事,从宁宗立贵诚(理宗即位前的名字)为皇子的旨意出发,是考察理宗的即位合法性以及史弥远在拥立过程中作用的另一角度。对宋理宗而言,证明其即位合法的最有力证据无疑是宁宗的圣谕或圣旨。然而立其为皇子的诏书却是个孤证,并不能真正反映宁宗的本意。除此外,不见宁宗任何明确的发言表态。宁宗虽然至死没能够立赵为皇太子,但宁宗中意的仍然是赵,而不是贵诚。他没有废赵、立贵诚的意愿。史弥远在拥立贵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得到杨皇后首肯后,废立得以完成。史弥远的作为改变了宁宗的既有决定,可谓是矫诏废立。     

论外戚政治

外戚政治与宦官政治是中国宗法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两个毒瘤.外戚政治是由于后妃参政而引起的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外戚,按照正史后妃纪,传及《外戚传》的记载,其成份是指皇室的外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还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实际上,她(他)们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政治集团,史称为戚党,又称为后党.这种裙带集团还包括着依附外戚的私门宾客、官吏僚属.由于皇帝女宠或临朝干预政事,外戚集团得以入参大政,这是封建王朝宫廷政治的必然产物,一般都称之为外戚政治.后妃通过外戚专权用事,外戚攀龙附风仰仗后妃权势而入参政治;外戚政治是后妃参政的延伸,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

唐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极其复杂。唐前期帝王都试图接受“立嫡以长”的传统,并努力将其作为制度付诸施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在遵守制度之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不稳定性。从唐代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两方面来分析唐代的皇位传承观念,可以探讨出影响唐前期皇位继承的政治文化因素。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南汉宦官势力初探

南汉宦官势力初探张金铣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弄权屡见不鲜。然而宦官人数之多，势力之盛如南汉者，十分罕见。本文试就南汉宦官势力的形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宦官势力的兴起及其发展南汉宦官势力兴起于高祖刘岩后期。刘岩又名刘团、刘龚、刘美、后梁乾化...     

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德宗前,宦官收养子嗣之风盛行。德宗时颁布诏令,在收养资格、养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但却给宦官收养子嗣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养子在德宗时成为一种制度。养子制度与宦官典掌禁军及出任监军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促成唐代后期宦官大权独揽,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     

宋代后妃参政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洽天下"

后妃参与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有宋一代不闻外戚把权,更未因此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相反,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突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基本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解析宋代后妃与政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     

唐代皇位继承的特征及其成因

唐代的皇位继承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的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同时也折射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所谓的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只是表面现象,稳定才是实质。从整体上而言,嫡长子继承制在唐代是受到重视的。     

魏晋之际的玄学与清谈

东汉王朝发展到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外戚的专横,宦官的擅权,地方官吏的凌虐百姓,使得社会政治陷入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于是不断起义,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博斗,终于发展成为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义。黄巾起义摧毁了外戚和宦官更迭把持着的东汉政权,为曹操的建立霸业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上浮现出这一批热衷于政治的文士,也为曹操的完成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士与父母分离,十五岁时被送到长安,入宫当了宦官.唐玄宗时,高力士得到重用,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     

王符论政

王符论政王步贵王符论政，重在衰世，要在贤才，贵在批判。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具体而深入地揭示王符论政的一系列观点的精辟见解。东汉后期，大地主、大商贾的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治腐败，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十分突出，而且越来越激化。笔者在拙...     

隋唐外戚类型与政局述论

外戚的概念是发展演变的,汉代以前,后妃即是外戚。隋唐时期,外戚一般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外戚可分为四种类型:功臣、良臣型,无所作为型,奸臣、庸臣型和功过相参型。不同类型的外戚,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外戚擅权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政治腐败,环境混乱,是外戚得以擅权的重要原因。     

汉朝后妃干政的原由

除了剪除林立的诸侯国,抵抗匈奴的骚扰,杀戮专权的宦官外,外戚的干政也是对整个汉朝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汉朝妇女地位的提高,这就为她们干政减少了来自各方的阻力。后妃大多来自民间,自身修为本身不高,贪于权利,也是她们干政的重要原因。官员妥协退让,外戚的强势,给后宫干政创造了条件。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论西汉的宫闱政治

西汉宫闱政治是适应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嫔妃制作为封建礼制下的一种婚姻形态，既是繁衍贵族系统的家庭体，同时又是直接决定最高皇位继承人的政治体，体现了封建王朝国体与家族统治政体的两个方面。宫闱政治与它的派生体：腐化堕落、外戚专权等，又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覆灭。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宫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唐长庆销兵政策平议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次年(长庆元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旧史(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把此归咎于“销兵之失”。已故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认为元和用兵与长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