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关于先验方法确立道德原则合理性的确证

康德主张采用先验方法来确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德原则就是使意志成为善良所必须具备的最终条件--意志由道德规律所决定,善良意志就表现为自觉地选择和主动地服从道德规律的行为即"出于责任"的行为.如果道德规律是先天的,道德原则就必须先天地确立.康德通过道德规律的普遍性阐明道德规律概念及其表现--责任概念具有先天性,以此说明在理性中寻找道德规律的必要性;康德又通过自由概念证明了理性中存在道德规律、通过把伦理学划分为经验部分和先天部分来说明能够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道德规律,以此说明先天地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康德以先验的方法确立道德原则虽然有局限性,但这种方法使道德可能成为艰难曲折中的人类实现人是目的本身的文化资源.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实现

公民基本权利脱胎于近代自然权利,它是以防范政府权力为其根本功能的.以自然权利为内容的基本权利谱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增添了新的权利内容,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中出现了拥有巨大社会性权力的法人组织,而它们虽从属于私法主体,但却有别于一般个人私法主体,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力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权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能够支配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能够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私主体,仅仅运用私法手段进行调整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效力即达及这些"私人政府"组织,但不能延及一般私法个人.所以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抵抗与防御政府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还主要依仗宪法.通过建立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机制得以实现;其次私法法人主体侵害了基本权利的案件,对这类案件单靠私法自身体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它超越了私法领域而进入了公法领域,所以这类案件还主要通过宪法得以解决.     

论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的公属性和私掌性

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属主体,国家权力具有公属性。人民大众不可能都去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公务员行使,公务员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国家权力又具有私掌性。解决国家权力公属性和私掌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公务员要增强责任意识,树立义务本位观念,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制约。     

关于转型社会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市场经济是社会转型无可回避的时代背景,也是当下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所要直面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领域提出了权力集中与对集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双重要求,从而构成一种有关权力的"悖论"。能否在内涵指向与功能上形成对"权力悖论"消解的有效应对,是判断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优劣与否的根本标准。现代化"先发国家"在它们社会转型期建构自己政治价值体系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与对这种"权力悖论"消解的成功度有关,因而值得今天"后发国家"在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积极地去汲取。由此出发,我们对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也能得以升华。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 --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场所.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论权力社会化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 ,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 ,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 ,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 ,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 ,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     

国家治理的前提与条件

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是重新审查国家的性质定位与存在取向。首先要讨论"国家何以产生"和"谁有权定位国家",然后再考察国家治理的实质,明确"谁有权治理国家"和"国家治理什么"。在此基础上检讨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分别从"谁有权制定国家治理的规则"和"制定国家治理规则的依据何在"入手,追问国家治理规则构建的合法性,确立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公理。以此为指南,重新审查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为:法权政体构成国家治理的政治土壤,人的共性、人权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构成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基石,以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为原则的群己权界构成国家治理的社会方式,以人权制度和法权律法为双重护卫力量的权利博弈权力则构成国家治理的运作机制。     

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对策

正当的私力救济符合法的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等价值基本理念,泛化与异化的私力救济则与法的基本价值相违背。借助法律技术创设确定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是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化可以避免私力救济对社会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对私力救济进行准确的制度定位可以彰显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制度控制是防止私力救济偏离正义轨道的有效措施;规范化是私力救济实现效率的最优博弈策略。     

和谐视野下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论略

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调问题.从法治角度审视,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均衡配置,达到二者的互动平衡,是逐步消解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关键;彰显和保障公民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规范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组织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社会组织是社会个体为了一定的目标自愿组成的社会结构体。在现代社会中,它对于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正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确立和保障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依法规制社会组织的活动,以实现社会组织的法治化,是当务之急。     

谈权利与权力

权利的概念,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六个基本属性;权力的概念,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五个本质属性。权利和权力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看待社会法律生活的最基本的矛盾,是法律世界中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所以法学应将权利和权力做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并以此做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     

论制衡型刑事诉讼机制的构建

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分工与防止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被追诉者主体地位和基本人权的需要.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权力之间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且几乎不受当事人权利的制约,导致刑事诉讼呈现出明显的"追诉推进性"倾向,不利于防错、纠错以及保护无辜,不适应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应当向制衡型转变,即在制约措施设置上实行事先预防与事后纠正相结合;制约权力滥用与强化对不履行职责的监督制约并重;进一步明确公检法权力分工,并合理设置权力之间的制约,注重权力制约程序化,实现制约规范化;以及适当强化被追诉方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以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质化、有效化机制.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作为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由"实在性"问题——再论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地位

自由理念和纯粹原则的"实在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先验存在形式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前提:首先,这样的"实在"不可否定,它是"自我"与世界如此被区分的必然;其次,这样的"实在"就是人的"此在"过程的真实,它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自由的;第三,这样的"实在"含义区别于普通理性下的经验对象存在,它是关于智性存在的肯定判断,是关于纯粹概念自身非经验进程的确实发生.总之,这里的"实在"是作为纯粹形式规定的存在,它因为理性的实践或意志而将自身的"实在性"必然地转换到被规定的自然现实之中.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环境正义观

环境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共产党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确立为环境伦理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价值依据,重点关注"环境正义"的实现规则与实施机制。日渐完成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经验材料。政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权利主体的地位平等规则、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规则、程序正义与民主规则,以及实现环境正义的产权制度、政府责任与环境认知共同体等各种机制构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环境正义体系。     

法价值与民法取向

法的价值是法基于本位的追求。法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秩序等理念形态。法价值的体制是法价值理念的载体。法的价值主体主要是个人与社会。市民法之价值核心是私主体个人本位性的自由和公平。在近代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并非对自由理念的否定,且可通过公平之价值理念和原则来调适。法的本位价值取向决定法律制度作用的方向。民法以私主体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权利和利益充分实现。尽管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看,民法也朝着社会化做出努力,但是,民法关怀的仍多是私主体个人,民法所做的努力多是尽力避免个人本位和社会的矛盾冲突。     

人民记忆的符号传播与精神寄寓的文化表达——再论“新写实”

"新写实"的创作主体试图苦心经营出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但实际看到的却是一切"生存空间都已经被集体意志所侵蚀、所消解化了".他们共同努力,用"人民记忆"抵抗第一世界的"话语渗透"和本土文明的"自茧行为".这个时期的经典文本虽然隐喻着创作主体的生存"尴尬",但也寄寓着作者透过文化生产对权力场域"反抗"的精神 指归.     

论现代权利观念

本文从耶林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出发，引申出现代权利观念的概念。认为现代权利观念由权利知识、权利感情和权利意志共同构成其基本内涵，它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前提。现代权利观念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制教育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不懈追求,人类在处理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转变。而权力介入对犯罪的处理以后,也经历了权力扩张(权利萎缩)到权力受制约和权利被张扬和保障的演变。由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冲突主要装置的刑事诉讼,应当追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以此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