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与企业盈利能力

一段时期内,产能过剩是制约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焦点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培育企业新动能提供了根本方向。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并将2015年开始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升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第二,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效应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推行力度,对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推进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策略

目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充分显现,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推进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客观处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不同地域之间的产业关系。从国内情况来看,近期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从全球视野来看,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重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浪潮,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增强工业领域中长期发展动力。另外,推进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区域重大战略和企业家的作用。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基于信贷配给角度的供给侧管理

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实体经济面对诸多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政策重心将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力图通过土地、资本和人口等要素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然而,研究供给侧的问题必然要重视经济运行的产能过剩问题。基于银行信贷角度,利用灰色关联分析信贷配给与钢铁行业产能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从而,提出合理进行信贷配给、缓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实现供给侧的管理。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

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测评,并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产生的门槛效应与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管理"的核心,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于第一类与第二类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存在门槛效应.当实现门槛跨越时,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提量扩容.(3)消费升级存在时间上的"黏性",当期消费升级水平受到往期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破这种"黏性",进一步助推消费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家庭负担、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变量.     

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新变化与改革方向

近年来，我国粮食供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紧张平衡的特征依然明显，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主粮已全面转为净进口且数量逐年增加；粮食库存量持续攀升，库容压力加大，主要粮食品种的库存比例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面对我国粮食供求结构的新变化，“稳产能、调结构、去库存、降成本”是当前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钻石理论的视角

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对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供给侧改革不排斥需求管理,相反需要需求管理的协同。钻石理论的主要思想有助于应对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供给侧改革中值得借鉴,但不能照搬,应注意与国情相结合。供给侧改革应围绕构建微观动力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新型"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尤其是"隐性"过剩等方面展开,同时要做好需求端的协同,适当扩大总需求,优化需求结构尤其是"三驾马车"自身内部的结构。供给侧改革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将从根本上内生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壅塞成因与疏导路径

面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呈现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有效供给不足等现状,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都没有直面"促进增长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这一悖论,难以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根据"资本经济体系的庞局运行机理",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理论成因是资产价格滞胀与预期收益率过高。针对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都存在的供给侧壅塞问题,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正常运行",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宏观政策思维也需相应转变为"促进高效产能替代低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理论逻辑是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使各类资产的价格、预期收益率回归到真实可信水平,使资产由各种无效和低效占用状态转变为有效运转状态,恢复经济主体信心。     

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与行动逻辑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交替的时期,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将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提升改造结合起来形成混合动能,对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过渡和迭代前进,至关重要。文化产业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兴业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在重塑空间格局,优化经济地理布局,传承城市脉络,延续文化基因等方面的价值,使其成为新动力的重要组成。然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却十分突出,文化产业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同城乡差距和区域鸿沟同时存在而体现出的"供需错配"问题,制约着文化产业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制约要素供给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供给政策针对性不足导致产业均衡性和协同性不足。因此,文化产业本身也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是核心命题。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为出发点,以产业转型、要素创新、制度改革为基本思路,并通过创造有效内容供给和渠道供给,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构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柱,构建三位一体的行动逻辑,塑造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初探

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周期性问题。本文从两种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重的方面及举措,包括:通过去文化企业落后产能、去文化产品之库存、去金融泡沫之杠杆、降低文化企业之成本等途径做“减法”;通过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改进市场营销方式、改革投融资体制、鼓励科技创新和新业态发展、加快数字化进程、改善政策环境、以文化创意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大财政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等途径做“加法”,切实推进文化产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迪顿对消费的理解与我国当前的消费——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弗里德曼和莫迪里安尼的消费理论不同,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强调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从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的视角来综合分析规模经济、经济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等问题,不难看出消费不可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力。由于经济下行根源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即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上升至中高端,以稳定经济增长在中高速水平。同时需要供给侧的存量改革,通过跨周期调整以优化现存的供给体系,为增量改革赢得时间。     

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实现"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以供给侧和消费侧构成的二元动力机制为出发点,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有效供给为核心,把握文化产业供给侧深度融合的趋势,构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供给侧改革、金融关联与企业产能过剩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金融压抑与关系型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金融关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概率。银行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越多,产能利用率越低;但券商关联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关联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幅更大。在金融关联内部,银行关联和券商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具备市场经验的高管越多,产能利用率越高。     

全面理解和把握需求侧管理的科学内涵

从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注重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部署。该文在解读需求侧管理的提出背景和历史依据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逻辑,指出如何通过需求侧管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化解有效供给不足矛盾,如何理顺分配结构、从整体上提升有效需求力,如何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打通和补齐市场流通中的堵点和短板,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从而全面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阐明需求侧管理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人民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实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评价：基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根本在于通过制度变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从而为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供新动力。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导向出发，结合经济增长动力理论，构建以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公平为基础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2015-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权重体系中的制度公平维度占有很高的比重，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显得十分重要；自2015年改革启动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评价综合指数得分呈上升趋势，但是近年增速有所下降，其中技术创新稳步上升，结构优化起着主要作用，制度公平供给不足；经济强省的绩效得分普遍高于弱省，但是绩效得分增速差异较大，部分城市的绩效增速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态结构优化；2017年绝大部分省份的得分增速均有下降，反映出尽管去产能工作已落实到位，但仍需继续深化并增强执行力度，同时提供更多公平的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中“去”工业与“补”服务业的统筹

本文通过对比服务业和工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解决的问题,并从服务业与工业互动关系角度分析了统筹兼顾服务业和工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看待两种产业的发展,应将两种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将服务业的"补"与工业的"去"相结合、纠正要素市场扭曲、破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行政垄断、加快形成服务业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促进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是统筹兼顾服务业和工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运用积极财政政策 谋求经济发展新方式——基于当前通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视角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依赖外贸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面临较为严峻的冲击,外贸出口减少、市场供给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物价持续下跌等通货紧缩风险凸现。要克服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困难、产能过剩等不利的局面,必须灵活机动的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依靠发展内需、走自主经济增长的新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方法论探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回应当前国内经济关切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驱动战略采用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适应、主体适应客体到客体适应主体、从机遇主义到独步"无人区"、从局部延伸到交叉颠覆、从对称性跨越到非对称性跨越等新方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方法论是全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