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

随着伦理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强化,正义成为重要的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政党追求正义表现为其代表"公益"、体现"公正"和树立"善"的观念.正义是一种能把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结合起来,对政党执政合法性进行判断的重要伦理价值取向.它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寻求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为党解决改革和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王夫之“古今之通义”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建构

"古今之通义"是王夫之道义论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它与"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一起构成王夫之义范畴的有机体系并在其中起着引领、规范和宰制"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独特作用而成为最高层级的义范畴和义判断。"古今之通义"聚焦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挺立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统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慧根、价值基点,因而是属于至善和粹然而善的根本性价值或终极价值。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渗透在中华民族的伦理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伦理基因和价值动原。     

井冈山精神在新时期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中的体现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精神内涵丰富而深刻。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价值体现在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方面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党执政理念的引导,有利于实现执政目标的"善"价值;二是对党的执政制度伦理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执政手段的"善"价值;三是对党员干部道德人格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执政主体的"善"境界。要实现井冈山精神的当代价值,应该在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手段、执政主体三方面所构成的执政伦理建设体系中充分挖掘其内含的伦理价值资源,使井冈山精神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觉、自强的依据。     

从苏格拉底之死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发展

苏格拉底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为人们构建了理性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诸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世俗伦理和主体道德两种精神力量及正义的冲突。从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及其互动发展。     

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

正义作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害的交换法则,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规范和前提保障,对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协调、维系作用."善"或"恶"的社会均衡都会自我加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衷共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前提,弘扬"善"的价值理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使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保障他们的正义所得,维系和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保障.     

教育伦理价值的审美之维

教育伦理价值以教育之"善"的实现为目标。从教育所求之"真"到教育伦理所求之"善",需要以教育伦理之"美"为途径。其中,人性之美是教育伦理价值的逻辑起点,育人之美是教育伦理价值的艺术呈现,认同之美是教育伦理价值的目标体现。教育伦理的意义在于,可以促使教育伦理的情感完善,培育教育伦理的个性特征,形成教育伦理的行为动力。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超越正义的良善生活何以可能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试图通过对正义观念演变的考察,建构一种能够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良善生活来解决正义与道德生活相分离的问题。赫勒所要超越的正义是完备的静态正义和变动不居的动态正义,她将正义置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连接点上,提出了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连接起来,致力于探究一种适应个体化发展的良善生活。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以生命与自由为最高价值,以价值对话和伦理商谈为正义程序,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以团结为共同体的道德目标。因超越了传统的正义理论,良善生活的建构成为可能,又因良善生活的建构,深化了当代正义理论的伦理意义。     

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启蒙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提供在现世中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康德伦理神学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的伦理神学认为,只有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确信,才能最终使"正义"和"道德"成为绝对的义务,从而实现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信仰的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     

"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正义"始终是西方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基于道德情感主义的关怀伦理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正义问题缺乏关注。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认为缺乏正义的关怀伦理是不完整的。他将"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宗教、分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国际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正义。道德情感主义正义理论受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被看作是女性声音的体现;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然而,由于移情的偏袒性,其正义理论很难做到机会均等,因而受到很大的质疑。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构建法律道德的正义基础

法律道德的核心在于社会正义,法律道德建设的实效在于社会正义的实现程度。社会正义的虚位会引发法律道德的荒芜,只有构建理性的分配制度和司法制度才能真正奠定社会正义的两大基础——分配正义和司法正义。通过制度建设将法律道德的要求落到实处,然后再逐渐演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才能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     

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制度正义的走向——执政制度伦理的问题域探析

执政制度伦理的实质就是通过揭示执政制度的伦理属性和功能,对执政制度进行伦理分析.这种伦理分析必定关涉制度安排中的正义问题,因此,制度正义问题也就成为其研究的主旨.公平正义和权利正义代表着当代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点,其分歧的背后隐含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而和谐正义的提出有助于缓和、化解二者的矛盾,体现了制度正义在当下的走向.和谐正义不仅影响社会正义的诸形式,而且还统摄着执政制度伦理的基本论题.     

大众传播伦理支撑体系建构研究

大众传播伦理即大众传播所应具有的道德性,大众传播伦理支撑体系是大众传播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综合系统。这一体系包括大众传播的道德外化体系和道德内化体系,前者重在强调大众传播的价值整合与观念表达;后者重在强调大众传播的价值渗透与观念内化;然而,大众传播的伦理支点在于适度的道德限制。     

权利应得——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

权利应得是对道德应得的反叛而指向利益。当权利与利益相联系时,利益持有的正当性就变成了以权利应得为前提的分配正义。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重大失误在于,分配正义不是权利应得的结果,而是平等要求的权力强制。权利应得的分配正义,就是从权利出发论证分配原则的合法性,因而,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也就是权利应得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