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两个证据规定”的解读

两个《规定》对于审查判断运用证据在公诉职责、证明标准、证据规则、庭审程序、新型证据、特殊手段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酌定量刑情节等方面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规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将对此论述。     

刑事诉讼中公诉转自诉中证据适用问题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公诉程序终结转为自诉程序后，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先前在公诉程序中获取的证据能否转为自诉程序中由自诉人可用，对此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排除转自诉之前侦查、审查起诉程序中取得的证据，对此做法，笔者认为既不完全符合立法本意、也不利于对自诉人权益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试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特殊的含义，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还很不完善，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将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加以区分，还需要建立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证明责任的强化，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必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并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了简单的对比；其实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用“法律真实说”取代“客观真实说”并正确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地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最后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了建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新看法。     

论法律中的主张和否认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稍有诉论法律知识的人都知晓的.民事诉论法第六十四条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一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程序意义上讲,原告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二,、从实体意义上讲原告提供的证据应当满足法官判断法律事实的一般标准.     

行政证据的作用与功能

行政证据是非诉讼类证据．它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证据。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律规范所设置的事实要素而收集、运用以证明相对人法律行为或事实的证据。由于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人们往往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混同，或认为行政诉讼证据包括行政证据，或认为二者虽有区别．但区别的意义不大。基于此．阻碍了人们对行政证据的研究和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纵贯始终。刑事诉讼的主体在对案件的整个运作程序中，从一开始的对于相关证据的收集、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对证据最后的适用与否等等的活动都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明标准来展开。由此可以看出，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以及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建立并适用一种合法合理的证明标准成为当下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浅议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

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浅谈检查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时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提出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建议。     

浅析证人证言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构成要件的证明作用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判明主体是否适袼是开展案件查办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实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往往着眼于书证的获取,而往往忽视了证人证言的运用,这不仅反映出侦查机关运用证据种类过于单一,而且也不符合当前日益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本文结合实践,对证人证言证明贪污贿赂犯罪主体适格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诉权的保护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刑事诉权主体之一，其对公诉案件刑事部分的上诉权，诉讼参与权、知情权等诉权缺失，造成被害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本文从处理好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与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角度阐述了如何对被害人诉权的进行保护。     

刑事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进路——基于人权保障的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作为一项新的司法改革措施,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法治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控辩双方地位依旧不平等以及整个庭审过程虚化等不良现状,应当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导下,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方面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基本措施: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弱化口供作用以及加强律师辩护权来规范侦查工作;通过改革案卷移送方式,建立预审制度来改进公诉方式;通过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以及落实证据裁判原则来完善庭审制度。     

基于PEL模型的管理制度科学性评价

高奇在《科学方法实践》中提出的PEL模型,是提供所需要的预设、证据和逻辑去支持一个给定的科学结论的科学证明模型,也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的模型。本文尝试将这一模型运用于管理评价中,分别从管理预设、管理中的制度以及管理论证中的逻辑三个方面对管理制度的科学性评价进行研究。     

证据制度的“白马非马论”——论证据的概念与属性

证据概念的“统一说”与证据属性的“三性说”相辅相承。既然证据的属性包括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则作为证据，以上“三性”缺一不可。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非法证据”因其不具有“合法性”，所以不是“证据”，也即“非法证据（白马）不是证据（马）”。证据“统一说”及证据“三性说”先是造成人们对“证据”一词在使用上的混乱。其次，导致在诉讼理论和实践中证据的客观标准丧失，而代之以证据的主观标准。为了恢复证据的本来面目，避免“白马非马论”，第一，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信息材料都是证据。第二，证据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三，客观性、关联性是证据的固有属性。第四，合法性是证据的可采性标准。     

“和谐”语境下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自诉案件转为公诉，致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之间恢复正常和谐的社会关系，也不符合刑诉法的基本精神。应当充分认识自诉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自诉案件应当采取自诉优先、国家援助、减少公诉的原则，化解纠纷，帮助当事人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实理社会和谐。     

律师职业权力扩大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挑战及应对

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正式施行。新刑诉法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围绕我国的侦查理念、程序、体制等宏观方面进行了改革，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细节方面进行了修订，在这些制度修改中，涉及律师职业权利部分的修改是对经侦工作影响最深的部分。
　　一、刑诉法修改后律师职业权利的变化
　　（一）律师介入案件时间提前
　　正式确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侦查人员也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并将告知的情形记录在案。     

浅新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规则的构建及配套机制的建立为视角

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收集的一项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能够证明或者部分证明待证事实，但却是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进行探讨，着力追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在各种冲突的平衡点上。     

论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

1979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撤回公诉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但撤回公诉在制度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立法上有缺位、权力配置不合理、当事人无知悉权和异议权、撤回公诉后案件处理程序缺失、撤回公诉的时间不科学、撤回公诉的情形不合理、撤回公诉的法律效力不明确。     

论悬赏取证及证据效力问题

“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要求当事人必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不足,以及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固有缺陷,悬赏取证应运而生。由于法律上的漏洞,悬赏取证遇到证据效力存疑的问题,导致司法实践无以适从,出现混乱。因此,对悬赏取证证据效力必须作出理论的回应,通过诉讼模式、举证责任等角度深入分析论征悬赏取证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加以规范、限制及立法完善,以期为实践提供指导。     

从理想到现实——对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问题,它是连接刑事法律规定与具体的犯罪事实的桥梁。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在刑事证明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了解此制度,并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对充实和丰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有着重要的意义。     

37年笔杆子的“四字诀”

<正>起草经验总结应当把握专、精、特、新“四字诀”。起草经验总结是机关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亦是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如何对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发人深省、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是一大难题。要起草经验总结,应当把握专、精、特、新“四字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