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证据范畴下我国语言学家诉讼角色研究

语言是维护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语言专家在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证据使用的语言证据,也必须满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要求。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语言学家应作为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程序,以维护司法正义。     

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专家证据的扩张与限制

专家证据是对不确定概念和信息连接点的补充,是补足司法认知能力、加强举证责任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专家证据受其内在规定性、程序法的限制。专家证据较其他证据而言有独特的优势,证据效力也有独特特点。     

信息论与诉讼证据

运用现代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于诉讼证据理论的研究,是法学领域的一项新课题。探讨这一课题,对于我国诉讼证据理论的改革与更新,以至提高办案的质量与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从现代信息论的观点来看,诉讼证据本质上是一种有关案情事实的信息。在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信息。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为实现其诉讼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例如陈述、辩解、举证、辩论、鉴定、勘验     

行为证人、职务证据及专家证人辨析

诉讼,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为内容,而适用法律须以有一定的事实存在为前提,事实的存在须以证据证明之,在证据方法中,就事实证明而言,最为直接最为具体和详细者即为人的证据方法。人的证据方法不仅包括证人陈述(证人证言),还包括当事人陈述、专家证人意见陈述、职务证据等。诉讼中应强调行为证人当证陈述;专家证人应涵盖我国的鉴定结论制度,专家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询问,专家证人不出庭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没有证据能力。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JP2〗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英美弹劾制度的比较与分析

英美弹劾制度在两国的宪政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生成及其运作等方面比较分析两国的弹劾制度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两国弹劾制度的渊源关系及其在各自弹劾实践中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证据的形式与实质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美国总统弹劾制研究

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里,弹劾是对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审理的一种宪法程序。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所谓“三权分立”的一个重要制衡手段。现本文仅对美国总统弹劾的问题,作一初步研究。从古代的贝壳弹劾谈起弹劾最早是奴隶制贵族为了巩固奴隶主统治,稳定既有的社会制度,防止僭主夺权而采用的一项政治措施。在斯巴达国家里,由三十岁以上的奴隶主男性贵族组成的民众大会,每     

证据制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构建

证据制度理论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问是立足于最高层面即哲学层面认识的,即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随着对诉讼过程中有关证据活动认识的深入,尤其是司法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区分,证据制度理论基础仅仅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是不符合证据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的.应确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理论基础.     

试论弹劾式侦查结构在我国的构建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诉讼目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大致可以将侦查结构分为纠问式与弹劾式两大类.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当前的侦查结构属于纠问式,其存在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缺少中立的裁判者、侦查人员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制、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得不到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度的结构框架内作用甚微.基于我国侦查程序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整体构建弹劾式侦查结构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其要件包括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司法救济机制、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等.     

诉讼证据定义新论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与法治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的宪法框架由弹劾权的行使、弹劾的标准、弹劾程序和弹劾总统的法律处置四个主要方面构成。尽管迄今为止美国启动的四次总统弹劾程序无一成功 ,但这并不意味总统弹劾制度形同虚设 ,而是说明一旦总统可能犯有“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或轻罪”时 ,它就会运作起来 ,显现效用。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之所以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并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 ,主要在于美国总统弹劾制度蕴涵的法治理念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规范

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规定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种类单列,诉讼法学界对此也存有争议。首先通过对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观点进行反证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再将测谎结论与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可归于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一类。最后,建议对测谎技术作如下规范：一是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测谎员的资格认证;二是加强对测谎鉴定机构的监管。     

诉前证据保全之适用

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相比,诉前证据保全在功能上更加强调确定事实、促进诉讼、预防诉讼和减免诉讼;在条件上要求存在更加紧急的情况;在程序上必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法院不得依职权适用;在程序保障上要求更多地考量对被申请人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增设诉前证据保全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在类型上仍属于传统证据保全的范畴。面对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巨大压力,实现我国证据保全制度现代性转型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适用诉前证据保全的一个重要指向。     

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功能定位与风险规制

人工智能在司法活动中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证据审查。人工智能为证据审查提供科技赋能,减少司法裁判的恣意性,提高证据审查的实效性,但是,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应用存在证据审查建构模型数据样本不充分、证据规则结构化转换不完整、证据审查程序缺乏可视性等风险和问题。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上述风险,需要明确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和证据审查中的辅助地位,提高司法人工智能训练的案例样本数量和质量,在技术层面提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转换能力,在规则层面限定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适用范围,将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领域,强化对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结果的说理论证。     

论工业产权诉讼中的证据收集

工业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诉讼客体不像有形资产那样直观与明确,加上工业产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予以确认,而这种程序又是独立于司法程序之外的,因此,工业产权诉讼难度较大。但是,工业产权诉讼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掌握了这些特点和规律,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取得主动是非常有利的。工业产权诉讼中,特别是在侵权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案件的成败,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有意义。一、诉讼中原告方的证据收集关于证据的收集工作,在侵权诉讼当中对原告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人自己拥有某种权利的证据,二是侵权…     

证据概念的重构

证据不是事实,但与事实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证据的起源可得出结论：事实通过表达产生事实信息并通过事实信息作用于证据之上。证据本身不能证明诉讼事实的存在,但证据存储信息,并通过信息反映事实的存在,从而判断诉讼事实的是与非。事实、信息和证据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循环互证的关系,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物与人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论民事法定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关联

对于符合法定证据种类是否构成具备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皆存在争议。在解释学进路下,无论是采文义解释还是论理解释,我国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能力都没有直接限制作用。法定证据种类规则是对证据的不周延列举,目的在于引领每一种证据的特定化证据能力规则。从学理观之,法定化的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接性和附属性,二者建立间接关联的方式有：以证明程度（完全证明和疏明）为桥梁,以证明方法（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为媒介,根据特定争议类型或标的来限制证据种类的证明能力以及实体法中权利义务关系之形式要件延伸至诉讼领域的情形。     

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

庭前书面供证的无限制诉讼准入,已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制度障碍。必须建立和健全书面证据审判准入制度,能够进入法庭或被庭审时运用的书面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由于书面供证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完全否定其证据价值。书面证据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也可以作为独立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