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古代学者颜之推的类书编撰及文化学术传播活动

颜氏家族深厚的文化积淀,涵养了颜之推的文化品格,奠定了他的文化学术根基,为他以后总编<修文殿御览>积累了丰瞻翔实的学术、编辑功力.而颜之推入仕北齐,待诏文林馆,从事总编<修文殿御览>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刺激、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互相交流;他本人兼采古今、文质并重、经世致用、反对盛行的追逐浮华轻艳的文风等的文学主张也在南北文化交流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使北方单一的质朴揉进了南方的清绮,而融合之后的文风更易于被南北双方文坛接受,也促使入北文人的创作注意吸取北方文化的特质而加速南方文化在北方的传播.     

诗歌用典的互文性研究

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本文介绍了互文性理论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诗歌用典与互文性理论的联系,论述了诗歌用典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结合诗歌实例分析了中国诗歌用典的互文性现象,并对诗歌用典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基于互文性理论的用典研究

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该文介绍了互文性理论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诗歌用典与互文性理论的联系,论述了诗歌用典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结合诗歌实例分析了中国诗歌用典的互文性现象,并对诗歌用典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心共口敌性与情竞”：颜之推矛盾心理的伦理探析——兼论梁末入北士人心理

颜之推为梁末士人,因江陵政权灭亡而和当时在江陵的一批南方文化士人被俘西魏。后来他逃到北齐并官至黄门侍郎,入隋后也不失尊贵风光。但颜之推在与世沉浮、享受荣华时,内心又常因自己的行为和自小受其熏陶的颜氏家风、儒家思想相矛盾而备受煎熬,并且这种伦理矛盾的煎熬一直伴随其此后的人生,使他无法解脱,以至在他的诸多言行上都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地方。与颜之推一样,其时梁末被迫入北的南方士人也多有这种心理。     

南方文学的文化学透视

美国南方文化是美国文化中最独特、影响最大的一支,南方文化精神赖以生存的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以及南方文学所建立的南方传奇几百年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南方文化的区域特点.评述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各自的发展进程和相互影响关系,从文化学角度透视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相互影响关系及意义.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对诗歌等文学体裁都有一定的影响.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兼评何光顺教授《南方诗选》中“南方诗学”的建构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常常伴随着文学观念或诗学观念的演进。讲述纷纭复杂的文学现场,最为讨巧的是艾克曼的方式,他实际上只是转述了歌德的讲述,但这种方式原创性不足,且难以复制;最为自由的是文学批评,但其因论者视野所限,难免有失公允而遭物议也最多;最为安全的方式是文学选本编撰,文学选本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现场讲述,但文学选本众多,要从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则非有超卓的诗学眼光不能实现。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在当前众多的诗歌选本中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离不开其标举的以“南方精神”为主线的“南方诗学”的建构。该诗选不是区域诗歌或某类型诗歌的简单汇编,而是确立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南方写作”“南方精神”“南方诗歌”“南方诗学”等系列诗学关键词或理论命题。广东珠三角的现代汉诗写作的真正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之后与本土的完整性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作为整体的南方诗人也由此在文学地理和历史场域中正式出场,并在一种关于文学现场的叙述与诗学建构中呈现其意义。     

古典诗歌用典论

用典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早在先秦时代已开始萌芽,当时的用典以直接引用为主。春秋时代的赋诗奠定了以切合情境为主导的用典原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用典超越了径引成语与史事的阶段。随着成熟的文人诗出现,用典从“套语”中挣脱出来,典故与原文语境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诗人由“引事”而“用事”,致力于以自己的语言运化典故,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用典水平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指标。典故并不是封闭的“资料库”,而是能通过衍生、扩展、转移等方式与时俱进的有机系统,使古典诗歌长久保持活力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