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

两汉时期是豪族产生并形成的时期,右扶风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马氏家族以军功兴族,后来又以外戚身份走向鼎盛,最后又转变为军功、经学合一的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文武兼擅、富于才干、积极进取、天下己任、严于律已、慎于立身的主要风貌,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皆与两汉的政治、军事、法律与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

坞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坞壁主是乡里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十六国时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坞壁获得空前发展。坞壁不仅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的结合体,而且兼具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十六国统治者从坞壁攫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故优抚坞壁主,承认坞壁主的合法身份和坞壁作为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使坞壁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依附关系走向普遍化和完全合法化。因此,十六国时期大族坞壁经济及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从刘宋朝帝王政策看鲍照乐府诗创作

由于在上者提倡 ,刘宋朝乐府文学兴盛。鲍照丰富多样的乐府创作与刘宋乐府发展潮流契合。宋文帝统治时期 ,鲍照乐府诗创作以模拟为主 ,尤以模拟汉魏文人乐府为多 ;孝武帝是刘宋乐府诗得以发展兴盛、创作风气获得新变的重要人物 ,他对民间流行音乐吴声、西曲大力提倡 ,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因子 ,诗歌色彩较前期更为绚丽。     

陶淵明作品的現实性和人民性

陶淵明(365-427)生活在东晋的后半期和刘宋的初年。这时是“玄言詩”这个反現实主义文学潮流弥漫整个文学創作領域的时期。“玄言詩”的特征,无非是以老庄思想为其主要內容的抽象的哲理詩,既少生活形象的感受,又少生活现实的反映,它是最沒有艺术生命的东西,把文学引向了末路穷途.这正是当时大士族地主阶级空虛的生活与思想在文学上的真实反映。陶淵明正处在这样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他能够不受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楛矢石砮”新解

《国语·鲁语》中的“楛矢石砮”,今一般解释“楛矢,楛木所作的箭矢;石砮,青石所作的箭镞。”清人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载:“近混同江(此指黑龙江下游),江中出石砮……坚过于铁,土人用以砺刃……即古肃慎氏所贡楛矢石砮是也。”又杨宾《柳边纪略》卷三:“楛木长三、四寸,色黑或黄或微白,有纹理,非铁非石,可以削铁,而每硬于石。居人多得之虎儿哈河(今牡丹江),相传肃慎氏矢以此为之。”我认为吴氏所谓的“石砮”,杨氏记述的“楛木”,实即近代地质矿物学所谓之“矽化木”。矽化木在黑龙江省多有出产,不独限于东部。一九五七年富拉尔基曾出土一棵颇为完整的矽化木树干,被运至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

“三教合一”是在中国思想领域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想文化现象。宋元时期的儒释道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以后,完成了从外部形态到精神实质的相融相摄。本时期的三教关系状态形成,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三教人士的主张密不可分。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袁宏道诗文归隐思想的体现

明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中期以前在文坛上形成的以拟古主义为代表的创作 ,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弊端。晚明文人袁宏道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学主张 ,从形式到内容 ,对前明以来文坛形成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坚决全面的批判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斥着归隐思想 ,表明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局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

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吴越文化开始转入低潮时期,民族性由夷越文化向汉族文化转型.到东汉时期,文化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此后一千年间,吴越文化的发展获得三次外部机遇一、永嘉之乱;二、安史之乱;三、靖康之难.中华文明的这三次劫难,给吴越文化带来加速发展的机会.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南、北方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恰恰是在唐宋变革前后,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呈现南、北复合状态而非单一。这是深入探究考察中近古历史时应该予以格外注意的。第一个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来发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及其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都确凿存在。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为南制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兴建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人们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广东人口的增加,可以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投放更多的人力;但与洪武初,广东设置布政使司,成为明朝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以及明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提倡、督促,也有着颇为重要的关系。笔者根据几种资料统计,有明一代,全省兴建的水利工程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六宗,其中堤围三百五十条,陂四百八十六处,塘一百三十一口。广东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逐渐倾斜。由于地势的差别,“平田用陂塘,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便构成了广东农田水利工程布局的特点。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广东最大的平原,它由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组成,地势低平,河渠纵横。明人说:“广、肇患于水溢”,“其民胥赖堤防以生”。因此,那里的水利建设也就是以堤围为主,陂塘次之。珠江三角洲在宋元兴建了一批堤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堤围建设,并     

现代性视野下哈葛德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建构

近代中国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现代性思潮萌芽、发轫与兴起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表征西方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经验的哈葛德小说经过广大翻译家的译介、媒体的大力传播与读者的广泛接受,完成了其近代中国经典化的建构之路,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在现代性视野里考察哈氏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历程可看出,社会转型的思想需求是外因,哈氏小说的现代西方文明思想是内因,其经典化的整体路径揭示出西方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历史语境实现了完美的契合,具有重要的社会精神价值。     

西方近代理性化直觉理论

直觉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代神秘化时期,包括古希腊罗马开端时期的直觉论和中世纪神学化的直觉论。近代理性化时期,包括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直觉论。现代非理性化时期,其中最典型的是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直觉论。     

从"自然"到"自觉"——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探微

@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心雕龙>为代表,中国古代修辞学完成了从"自然发生"到"自觉探索"的转型,这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次转型使中国修辞学研究境界得到了整体提升:一方面,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此走上了理性认识的道路;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修辞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长征时期是最大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说明长征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点。长征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独立自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长点。长征主要是从实践上清算了教条主义,为延安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扫清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日本明治政府地税改革探析

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地税改革是日本近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以西欧模式为榜样的 ,但由于历史和民族的特殊性 ,明治政府推行的地税改革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它不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完全剥夺农民并迫使其彻底破产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 ,而是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地税改革方式 ,全面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成了工业化发展所需原始资本迅速聚敛 ,从而为日本近代经济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