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考

《文子》问题很复杂,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使问题简单化。前贤于此问题所论已多,但大体仍旧是疑信参半,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本文考证了文子其人、今本《文子》真伪、简本《文子》的年代以及今本《文子》与简本《文子》的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今本《文子》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主要依据的观点。     

由竹简《文子》看原本《文子》的思想

竹简《文子》出土后,研究者对《文子》思想理论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但多数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仍限于今本《文子》,或者将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混为一谈,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许多旧说值得商榷。本文以竹简《文子》为研究蓝本,从残缺混乱的简文中提炼出原本《文子》的思想概貌,认为原本《文子》应是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过渡的中间桥梁。     

文子的性合乎道论探析

文子的性合乎道论探析姜国柱女子，姓文，尊称子，快其名字与国名。楚平王时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班因：《汉书·艺文志》注）又尝问学于子夏和墨子，‘墨子之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刘问：《七略别录》）其学无常师，而卒归于老子．世称...     

《文子》的法治思想

从先秦法治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来看,《文子》的法治思想正处于早期法家人物商鞅与晚期的韩非之间。《微明》篇提到了“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相坐之法”就是指的商鞅实行的什伍连坐告奸法,而“减爵之令”指的是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封君三代之后收回爵禄的规定。《文子》的法治思想就是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革新,变法的功过利弊都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子》看到了变法的实际效果,所以它拥护变法,同时它也看到了当时法治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主要是严刑峻法和专任法治,因而主张“法宽刑缓”,德治、法治兼而用之。而后来的韩非却认为宽缓之法与战国后期的时代潮流不符合,予以反对。《文子》的法治思想,处处体现出道家特点,具有浓厚的温和色彩,它代表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的思想和利益。所论涉及到法治的许多基本问题,虽历经二千多年而光彩不灭。其中颇多精义,本文择其要而论之。     

文学史上的《文子》

《文子》一书，历来基本上被视为依托之作，故在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专著里从来没有它的地位。但是，近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和学术研究表明，《文子》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先秦文学史上也理当享有一定地位。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文子》时，就对它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他在“《文子》九篇”后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其后，宋人陈振孙、黄震，清人陶方琦、钱熙祚，现代的章太炎、梁启超，今世的蒋伯潜、黄云眉、张心澄、张成秋、钱穆等都认定它是伪书。另外，唐代的柳宗元在《辨文…     

《文子》的思想史意义

作为一部解《老》著作,《文子》的援"气"入"道",对《老子》道论的完善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文子》一书体现出来的思想糅合趋势,推进了战国秦汉之际思想的整合过程;《文子》对"人"的关注与思考,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思想史理性发展的进程。     

《文子》的生命哲学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除以道为统领从正面阐述其治国安民的道理外,也苦苦思考了怎样呵护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人的生命存在可分为肉体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个层面.而<文子>的生命哲学要旨正是表现了对这三个生命存在层面的真诚呵护,呈现了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近年《文子》研究简评

《文子》是部子书。东汉班固列其入道家,历经真书、驳书、伪书的流传过程。唐时与《老》《庄》《列》同为四大真经,地位甚高。中唐柳宗元见其内容驳杂,非一家之言,乃疑其成非一人之手,或众手成书或后人增益,遂断为驳书。宋人据班固所言,认为周平王时的文子与老子、孔子生活年代矛盾,此文子不能作《文子》,后人伪作无疑,经宋以后的质疑,《文     

《文子》撰作年代考

以竹简本为代表的古本《文子》成书在汉初以前,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之前(前350—前300)。竹简本《文子》中对"仁义"的态度符合早期《老子》的态度,《文子》中的"仁义"、"圣智"等思想与郭店楚简中的《老子》思想一致。《文子》的体裁特征与《论语》相似,从文体发展史上看,其成书年代应与《论语》接近,而在《孟子》之前。竹简本《文子》所引用的《老子》版本早于汉初流行的帛书本,与郭店楚简《老子》比较接近。这些都充分说明,《文子》的最早成书年代不会晚于郭店楚简下葬的年代,即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     

略论《文子》的慎独思想

《文子》作为道家文献 ,其慎独思想重视对心的治理 ,心存精诚 ,以能知为智 ,知己之能与不能 ,对目所不睹、耳所不闻之事不是戒慎恐惧 ,而是明白四达 ,不再以内心的执著和自强不息来完善自己。慎其争心 ,不专恃己之能与人争 ,而以用他人之能为自己最大的能 ,以他人之能弥补自己的不能 ,把自己的不能转化成最大的能即能因用众 ,假众人之所长 ,使自己免于困窘。既近求诸己又远求诸人 ,内心中不再执著于人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 ,以不忘利人为本 ,以无为顺性为要 ,使人人欲得其适 ,性得其足 ,得性命之情而成清静平和之政。以之修身 ,侧重通人己之能与不能 ,以之治国 ,侧重能因用众 ,以之体道 ,侧重体天道之不长有而不专恃 ,而能乘众致远。从以上可以看出 ,《文子》慎独思想与儒家慎独思想有着明显区别。     

《文子》与道家的文艺思想

<文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艺思想上承老子,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试图把<文子>的文艺思想置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中,联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探讨其文艺思想和道论、政治观、人性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

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以及它们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涉及先秦和两汉两个时代的哲学格局,不得不察。本文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文子》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混为一谈。对比二者的同异,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古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而非《淮南子》抄袭《文子》。《文子》原书当出于战国后期,或者更晚。搞清这些问题是进一步研究《文子》的基础。我们固不能疑古过勇,但也不要轻言某书是“先秦古籍”或“西汉已有”,“走出疑古时代”的脚步应坚实一些     

《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

《文子》与《淮南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文子》的道论偏重于考察“道”的实体，《淮南子》则偏重于探索“道”的历程；《文子》的无为论着眼于对老子“无为”的改造，《淮南子》的“无为”刚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内容；《文子》在融合百京之学方面，坚持以道为主，兼取各家；而《淮南子》则表现了儒道整合的倾向。《文子》与《淮南子》的思想异同，既展示了秦汉黄老之学的演化，又从思想发展的逻辑证明了《文子》的成书年代先于《淮南子》。     

论《素书》笺注中的“道”论思想

《素书》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哲理著作,据考证成于西汉时期,后人对该书赞赏有加,称之为智慧之禁果,成功之要典。宋人张商英和清人王氏对之进行了较为周详的笺注,其站在老子思想的肩膀上,对道家的道论思想进行了发挥和阐释,探究了道是什么和道的功用问题,这就脱离了抽象论道的做法,将之与人的行为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道的实用性价值。     

《管子》道论述要

“道”是《管子》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对《管子》道论的研究，主要以《管子》四篇为对象，这无形中局限了对《管子》道论的深入认识。从《管子》书的整体来看，《管子》的理想追求是圣王之道，它在本体论上表现为虚无之道，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为静因之道。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道技合一:墨子科技思想论略

作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墨子科技思想最突出的特质是强调道技合一,他的科技实践围绕着"义利共同体"这一中心来进行。在墨子那里,"为天下兴利除害"既是科技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科技发展的排他性目标,因而墨子科技思想带有重利贵用的伦理学取向,具有强烈的伦理诉求。在那样一个生产力相对低下、战乱频仍的时代,提高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以及对于战争灾祸的遏制成为墨子科技实践的内驱力。当今世界,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然而唯科学主义的弊端也日渐显现,其中之一就是道与技的越发游离。在某些层面,科技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危害到人类自身。这一背景使得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墨子科技思想穿越两千年时间隧道,仍能发出最响亮的现代回响。     

《文子》在楚国成书的新线索

本文从竹简本《文子》中找到与文子对话的“平王”为楚平王的新内证。《文子》成书后,在楚国传播和增益的情形,也可从文献中找到新的线索。从这些新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文子》一书的作者为与楚平王同时的楚人,《文子》成书后在战国产生广泛影响并被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