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论证券法之“证券”——以《证券法》第2条为中心

由于证券法之"证券"应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在立法以"列举式"定义证券却无法周延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美国证券法判例中的"Howey Test"并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实践,确立我国证券法界定证券范围时使用"兜底条款"所应当采用的标准。"资本证券"是一个在证券法领域颇受重视且频繁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比较各国或地区的证券立法并对证券法理论进行回顾后可发现,"资本证券"既没有成为立法用语,也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此,可在分析有价证券、证券资本的基础上,厘清证券法上的"证券"和有价证券、资本证券之间的关系。     

论琴童在《西厢记》中之地位

《西厢记》中的琴童是一个十分次要的角色,虽然十分次要,对其艺术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要妥为处理,并非易事。 作为一部短篇的传奇小说,《会真记》仅写了张生、莺莺的相识、相爱以及后来的婚变,没有去刻画某些细节,也没有涉及张生身边的奴仆,当然也没有出现琴童。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因为是曲艺,手法比较灵活,采取了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或从略的原则。张生向法本办妥暂租房间“读书”的交涉以后,才“令仆取行装至”。卷之四,张生操琴试探莺莺时,未有琴童出场。卷之六,长亭送别时,有如下的唱段:“〔尾〕仆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 草桥住夜,张生重行起程时,还有如下唱段:“〔风吹荷叶〕枕畔仆人低低道:‘起来么解元,天晓也!’把行李琴书收拾了。”卷之七,有“珙赋诗一绝,令仆人赴莺莺报喜”、“生缄诗与仆,仆行”、“门人报曰:‘张先生仆至’”、“仆使阶前忙应喏,骨子气喘不迭,满面征尘”、“生渴仰间,仆至,授衣发书”等语,仍未有琴童出场,出场者均为“仆”。 王实甫写作杂剧《西厢记》时,张生一出场,便是“扮骑马引俫人上开”,“俫人”云云,原是指的儿童,所以接着下来张生说“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也还是相互吻合的,作为角色名,则欠统一     

浅析老子的人生价值实现论——以《老子》五十九章为中心

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老子》五十九章中,老子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做了诠释:先要早早用"啬"法进行"重积德"的修行,然后拥有"无不克"的能力,然后呈现"莫知其极"的外表,然后"有国",即被托付天下,最后人会"深根固柢,长生久视",标志着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此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有明显缺陷。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论近代日本小说地位的确立——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并没有促进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相反,由于缺少外来文学因素的参照,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江户以来的封建戏作文学。为扭转这种局面,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以西方近代文学为参照,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对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更迭与优选的分析,从而确立了近代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初步实现了对戏作文学传统的超越。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学而》首章衍义——“君子之道”总纲论

对君子之道的道进行义素分析,发现《学而》第一章所涉及的君子之道这一范畴,统摄着行之所据行之所止,行之所径与行之所在等多方面的重要言说。其核心思想旨在揭示人之存在论原则,指明两重生活领域,悬设乐这一理想的生存状态,标示修齐治平之路径,并预告君子可能遭遇之窘境。《论语》首篇《学而》首章所蕴含的深义,当可视为君子之道的总纲。     

论鸠摩罗什的大小乘观——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中国佛教一直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代表。鸠摩罗什在姚秦时代传译了大量的大乘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那么,鸠摩罗什本人的大小乘观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呢?通过综合研究鸠摩罗什的生存环境及其在《大乘大义章》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鸠摩罗什在认识论的立场上将大小乘学说统一起来,并对小乘阿毗昙学说表现出一定的包容性。鸠摩罗什持有一种包容性的大小乘观。     

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的思想交互——以《庄子·天道》诸篇为中心

庄子本人与黄老之学在思想气质上存在差异,不能表明整个庄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思想内容上无所交互,因为在思想史上与黄老之学同期且真正参与百家争鸣的并非庄子本人,而是传承与发展了庄子本人之学的庄子后学。如果说《庄子》内篇中较少庄子本人与黄老道家之联系,那么《庄子·天道》诸篇中庄子后学尤其是"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对黄老之学"君无为而臣有为"以及援"礼"入"道"、道法结合等思想的吸收和推进则显而易见。"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不仅构建了"天道—无为—(君)主—本—要"与"人道—有为—(人)臣—末—详"两大观念域,还引入"德"等观念使此二域得以有效连接,作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思想交互的理论结果,其表明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在战国中后期的确有过思想层面之碰撞与交汇。     

《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考校

《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存在讹、脱、衍、倒等文字问题。今以《中华大藏经》为底本,结合《高丽大藏经》、《碛砂大藏经》以及相关典籍对《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进行校勘,以期对佛经音义及汉语史研究有所裨益。     

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非人之人”与庄子的政治批判——以《应帝王》首章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以不知之知与非人之人两点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思考方向。由这一方向而导出对以有虞氏为象征的帝道政治的深刻批判:后者以人禽之辨界定的人,即那种在与非人对峙意义上的人为政治生活的起点与归宿,最终导致具体之人的解体,即片面化与支离化;以此为目标的政治,最终导致以理性化与秩序化的方式挤压未知性与混沌性,从而达到动员、征用、占据人的目的,以此方式,政治生活面临被统治瓦解的威胁。而泰氏所象征的政治典范,则以非人之人消解秩序与混沌、人与非人的对立,从而支持政治生活去抵达那种向着未知与混沌开放的具体个人。     

论中外叙事文学中的“死亡剧情”——以《呼啸山庄》《活着》为例

"死亡剧情"这种文学现象是深植于作者内心对于生命、生存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它是作者驱除生命苦难和死亡本身的一种方式."死亡剧情"对于读者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悲剧感染力使其拥有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而经久不衰.但是"死亡剧情"并非只是单纯的作者与读者之间表面人为力量互动的产物,作品中仿佛隐含一条暗线,人物受社会集体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影响--人物在故事中自身有一种天然的意愿,贯穿于情节发展的始终,一种本能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一种要消灭生命的势力,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在心中暗暗期盼自己和别人的死亡到来.     

“为己之学”片论

“为己之学”是儒学的一个枢纽 ,本文深入地、条分缕析地勾勒了“己”为纯朴 ,“己’为目的 ,“己’为根据 ,“己’为前提 ,“己”为价值的丰富内涵 ,阐述了在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中“为己之学”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表达了抓住这一枢纽 ,返本开新 ,开掘儒学现代生命的强烈向往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