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效应抑或规模效应——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然而近年来地方竞争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本文通过构建分别表征辖区间竞争强度含义的空间细碎化指标和规模经济含义的人口规模细碎化指标,实证分析了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细碎化的竞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竞争的增长效应经历了先强后弱直至消失的过程,而人口规模细碎化对城市规模效应的抑制则越发明显和强烈,进而阻碍了城市特别是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和评价地方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整合实践提供了经验支持。     

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金融扩散效应以及金融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集聚效应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加速技术进步效益、自我强化机制效益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扩散效应通过"涓流效应"和"极化效应"促进经济活动。金融集聚通过金融的风险管理功能、信息揭示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储蓄集聚功能和便利交换功能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湖北省提出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法规及政策,这些环境规制的实施到底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围绕此问题,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将环境规制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利用湖北省1990—2015年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而且产生的"遵循成本说"效应大于"创新补偿说"效应,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短期内,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加细致了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环境承载能力,对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灵活有效地动态调整;长期来看可以在环境规制工具选用上逐渐优化组合,尤其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灵活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问题综述

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增长与转型经济密不可分,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也至关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陷阱成为经济增长的焦点。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扩展为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结果表明,本文的扩展模型能够实现经典模型所不能实现的"卡尔多事实"与"库茨涅茨事实"相容,并能解释随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现象。我们也发现金融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家机构对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越差,民营企业越倾向于采用民间金融融通资金;民间金融对于民营企业的业绩具有负面的影响,从而会对当地经济的增长产生负向作用;但是,如果民间金融能够被良好的制度环境所约束,其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就会被显著削弱。本文的研究证实了省级层面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对民间金融的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     

房地产金融结构与房地产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VAR模型协整关系的递归估计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金融结构和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房地产金融结构在突变期间对于房地产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短期均衡受到改革措施冲击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是积极的,不会影响长期的均衡.协整误差路径表明2006年以来的房地产金融结构还存在不能适应房地产经济增长的某些问题,这意味着进一步进行房地产金融体制改革或者金融结构优化的必要性.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金融结构仍是银行主导型.因此,今后房地产金融结构优化的方向是实现金融政策开放和金融工具创新.弱外生性检验表明国内贷款、企业自筹和其他来源的发展是内生于房地产经济增长的,这三者均与房地产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创新差异下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得到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肯定,而在计量分析却有不同结论。但相关经验分析多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展开,近期有研究提出金融宽化的概念。我们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现实中存在引进模仿和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差异,此时深化和宽化两种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展开理论探讨,进一步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检验了我们的理论分析。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技术进步越多地选择模仿时,金融宽化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显著;而随着经济发展,自主创新比重增加时,金融深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最后,本文也据此讨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运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会逐渐缩小,金融总量的不断扩张短期内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长期内只能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衡;同时本文加入新变量,研究教育对于城乡收入不平衡的影响,结论表明随着教育的深入,初期收入差距会缩小,但是在长期会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     

我国经济中“托宾效应”和“反托宾效应”的实证检验

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存在正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增长存在反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则存在货币变量的长期中性或者超中性。通过对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并且货币中性和超中性等性质在短期内并不成立。这意味着目前诱导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金融稳定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一．金融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按照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g=s／v（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资本产出比率）在假定短期内资本产出比率（受技术进步影响）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低就成为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如果金融不稳定,储蓄率上下波动,从而导致投资震荡过猛,也必然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麻烦。金融不稳定主要表现为银行坏帐增加、金融机构破产数量上升、股市投机强烈、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大、币值不稳、泡沫经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现象,严重时表现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破坏作用,在近代经济发展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股市暴跌、银行业的大量倒闭使得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75-1982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停滞膨胀困境。     

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湖南为例

金融生态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已有的金融发展理论,为我们研究金融问题及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湖南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并就此提出优化金融生态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视角下的中国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探究

金融集聚将能够推动大城市产生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以及金融网络效应等,让集聚区的金融机构获得前所未有的递增效益。然而,由于空间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城市的金融集聚程度与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也有不同。因此,本文将尝试着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获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并力求尽快改进我国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从金融集聚的视角下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切实发挥出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功能。     

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就业总人数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数据要素利用、智能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

数智化转型是驱动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已有文献讨论了数据要素或智能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忽略了数据要素利用推动智能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数据要素利用与智能技术进步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以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利用通过促进智能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存在两种“制约效应”和一个“增长陷阱”。数据要素利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者隐私侵犯厌恶的制约；智能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人口增长的制约。数智化转型时期先后的差异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后转型经济体陷入增长率持续低于先转型经济体的增长陷阱。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增长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提供了理论阐释。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稳定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汇率波动频繁和金融稳定的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采用具有随机波动性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中长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幅度变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呈现异质性，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进而间接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历年来保持相对平稳，作用机制比较稳定，长期可能会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近些年来，三者之间作用强度有所下降。     

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与经济增长

传统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未能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提高与过度金融化。因 此,本文分别使用金融竞争力指标以及信贷过度扩张指标度量该差异, 并且在 116 个经济体 2006 年 ～ 2015 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 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 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 且在经济 增长速度较低时影响更大; 信贷过度扩张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 时具有较大影响． 该结论在次贷危机后子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不同金融竞争力子指标、 不同信贷过度扩张虚拟变量设定以及系统 GMM 估计下均保持成立． 因此, 改善中国当前金融 竞争力不足与信贷过度扩张共存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金融竞争力; 信贷过度扩张; 金融发展     

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与经济增长北大核心CSCDCSSCI

传统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未能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提高与过度金融化。因此,本文分别使用金融竞争力指标以及信贷过度扩张指标度量该差异,并且在116个经济体2006年~2015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且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影响更大;信贷过度扩张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具有较大影响.该结论在次贷危机后子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不同金融竞争力子指标、不同信贷过度扩张虚拟变量设定以及系统GMM估计下均保持成立.因此,改善中国当前金融竞争力不足与信贷过度扩张共存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货币冲击、贸易融资套利与中国商品金融化

商品金融化,引起一系列商品价格和库存异象。传统库存理论和诸多关于美国商品金融化经典解释理论均无法诠释中国商品金融化的形成。为此,将库存因素和贸易融资套利交易分别引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根据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建立一个具备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的商品库存理论框架,借助参数校准和系统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永久性货币正向冲击下,商品长期均衡价格上升;若伴随市场利率稳步下降,商品长期均衡库存向上移动;同时,一旦触发贸易融资套利交易,会对即期价格产生负向效应,而对即期库存产生正向效应,并加剧市场波动。研究表明,宏观货币因素是中国商品金融化的主要动因,而贸易融资套利交易则是中国商品金融化的独特模式。     

技术创新与中小企业雇佣需求——基于员工技能结构的再审视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企业雇佣需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本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 在区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基础上,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 分离出技术创新对中小制造业企业雇佣增长影响的直接途径与间接途径, 并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中小企业运营环境的调查数据, 实证考察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其雇佣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技术创新不仅会通过工艺创新的“价格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以及产品创新的“市场效应”与“替代效应”四种直接途径影响中小企业雇佣增长, 还会通过“员工技能结构高级化”的间接途径影响中小企业雇佣增长.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 对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 工艺创新的“生产率效应”与产品创新的“替代效应”是阻碍其雇佣增长的主要途径;与国内研究不同的是, “员工技能结构高级化”是技术创新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雇佣增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 技术创新对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雇佣增长的影响更为敏感.本研究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中国中小企业雇佣需求的重大影响, 同时也为缓解中国“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