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中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上帝观辨析——以康德、谢林为中心

康德与谢林同处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氛围之中,但他们对上帝问题却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上帝也并非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而只是作为一个道德公设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的最大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道德主体配享相应的幸福,同时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确保一个标准。在谢林那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上帝也不再被保留于信仰领域,而是"重新回到"哲学思考的主题当中;人类可以通过"理智直观"来认识上帝,伴随着对上帝的"理智直观",灵魂的本质得以被思索,德行与幸福也获得统一。康德与谢林上帝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折射出西方历史中哲学与宗教的内在纠葛。     

论《圣经》中人和上帝的关系——从“自我为中心”到“实在为中心”

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圣经》中的一条红线,表征为人的堕落和上帝对人不懈的拯救,其间人对上帝的认识经历了从“自我为中心”到“实在为中心”的实质性的转变,从而人和上帝的关系也由疏远变为亲近。     

儒家“人观”的当代启示——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及其行为模式。当下的资源、生态和社会危机正促使地球人反省和寻找诊治良方。文章尝试发掘和体认儒家人观表述及其体履践行、美身备道企慕成圣的生命意向,对当代人反思生存困境和重建生态人观、社会人伦与政治伦理的启示意义。     

略论孔子的死亡观——以《论语》为中心

孔子很重视死亡问题。在《论语》中,孔子主要从两个层面探讨死亡问题:一是人死之后,如何对待死者的问题,主要是“葬之以礼”与“祭之以礼”;二是如何去面对死亡,即面临死亡时人的价值选择问题,包括“朝闻道,夕死可矣”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两个方面。     

多克特罗《上帝之城》中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多克特罗(E.L.Doctorow)《上帝之城》的核心问题之一,全书就是由十字架的被盗而展开的。书中对改宗的基督教神父佩姆伯顿和进化派犹太教(Evolutionary Judaism)女拉比莎拉的叙述,正是多克特罗对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现代处境中的思索。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君子观——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

王船山的君子观是天人合一的君子观。王船山认为儒家君子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普适性意义。君子观主要围绕君子存在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是君子与天道合一、君子最高境界是与圣功合一、君子现实践履工夫是修道成德、君子形象是内外合一等几个方面展开。本文着重以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对其君子思想进行分析。     

以市场为中心 以用户为上帝 实现企业稳步发展

机械工程处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公路工程公司下属的主要生产单位，担负着油田道路暗管排水和路基土石方施工任务。独立面对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1990年以来，经营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连续三年向公司超文百万利润。回顾我单位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认真落实了“外抓市场求发展，内抓管理求效益”的基本经营方针，以市场为中心，以用户为上帝，努力奋斗的结果。一、抓住机遇，走在市场前面，掌握市场的主动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几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企业必须要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善于抓…     

论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小说观——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坪内逍遥在1885年发表的《小说神髓》中提出了写实主义小说观。他的小说观以批判以往劝善惩恶文学观为前提,通过对两者在描写内容、人物塑造和情节方面的对比分析,指出戏作文学的不足和缺陷,实现对其传统的超越,真正完成了日本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对日本近代文论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奥古斯丁“恩典—信仰”观的认识论困境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一直是以张力的形式存在的。这一张力不仅对人的"认识"本身带来冲击,使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更深刻的拷问与反思;而且也对人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深刻揭示这一张力的思想家中,奥古斯丁功不可没,他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皆求善"原则出发,靠哲学的沉思来寻求真理和至善;在无功而返后从基督教的恩典、信仰中得到了他所谓的"至善",使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转化成恩典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后人分析理性和信仰之关系的视域。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资本批判的需要观——以《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为中心的分析

需要理论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中都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需要,而是与《资本论》的内在目的一致,是从资本批判的视角来研究需要的,是资本批判的需要观。集中体现必要需要、奢侈需要、社会需要;需要的社会性与历史性;需要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和"需要体系"几个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需要才会作为人的需要被提出、实现和满足。     

汉字输入的大趋势——从“以码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

反思:令人困惑的编码现象利用汉字编码实现汉字的计算机输入是当前计算机汉字输入的主流,但是为了寻求编码输入的最佳形式,达到输入速度和易学性完美的统一,诱发了一场编码混战。近十年间,经过上千年形成的祖国的统一文字体系,为了实现汉字信息的计算机输入,一下冒出了几百种汉字输入编码。象这样一种文字对应了几百种输入符号体系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编码现象。编码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上至国家领导人、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语言学专家,下至乡村教师和在校的中学生,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有不少人还拿出…     

君子之言——以《论语》为中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不尚空谈的民族,这种民族性格在先秦儒家经典《论语》里就已经体现出来。《论语》中通过君子这一形象,具体体现了言这一交往媒介在个人人身修养和为政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指向的逆向位移——以“进步观”为中心

话语指向问题是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基础问题之一,也是为多数研究者忽视的问题。该问题与文学理论中的进步观联系密切。文学理论的进步观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的误读,其逻辑起点并不是线性的、无限前进的时间观,而是空间性的、并置性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强调过去和未来向现在的反转,以及三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指向现在。因此,文学理论话语不应指向"未来",而应指向"现在"。这有利于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学理论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印记,有利于充分发挥汉语的诗性特点,有利于打破文学理论中的等级观,对于我们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道教生命观的哲学阐释——以葛洪《抱朴子·内篇》为中心

道教生命观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生命结构上的"形神相依互持"论,其典型表述为"形者,宅也;神者,主也";生命本质上的"道生气化"论,即生命形态万千殊异,本质上却都是禀道受气的结果;生命能级上的可化论,就是说,生命存在以气为基础,气是生命能级的标识,而气本身是可以变化乃至升华的,提升气的层级,就意味着升华生命能级,当下形态的"人"可变化气质而迁化成"仙","仙"就是化气合道而"长生久视"的"人",是"人"应然的生命境界.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