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及类型学分析

在回顾英国家庭政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两个不同的框架来梳理研究材料,呈现出英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一是以时间线为主轴,描述了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英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历经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的发展,而家庭政策的雏形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来。而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家庭政策稳步发展,其间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方向。二是通过类型学的方式,对当前学界主流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阐述不同学者在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上的理论洞见。如Esping-Anderson(1999)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认为英国的家庭政策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Gauthier(1996;2002)则借鉴福利体制理论,提出了家庭政策模式与家庭政策体系理论,并指出英国不干预式的家庭政策对于家庭的支持有限。而Lewis(1992)则是从性别视角出发,批判以往对于英国家庭政策的研究忽视女性的贡献与作用,认为家庭政策研究需要引入对性别分工的关注,从而完善Esping-Anderson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最后,建基于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类型学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家庭政策的未来发展与建构提出几点启示。     

主流化的政策导向与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影响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平等共享尊严、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其问题的穴点在于内含社会性别歧视的家庭政策,制度性与结构性失衡则是问题的根源。只有对关怀的根源——家庭——给予充分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可续的动力。基于此,治理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图谋与规划,需建立和完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创新、治理系列制度和结构失衡、治理行动设计,编制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体系,为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独二代”成长状况、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后的今天,"独二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经济增长、家庭结构和信息发展等方面的优越性为"独二代"营造了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但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也为"独二代"带来了许多问题。"独二代"作为家庭结构变动的产物,可能引发中国未来社会在家庭、养老、劳动力、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应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独二代"现象,为规避"独二代"可能遭遇的问题和风险寻求策略。     

欧洲各国家庭现状差异比较探微

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正处在瓶颈阶段。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方面,都难以找到"合而不同"的出路。作为能够集中反映各种矛盾的"社会子细胞"——家庭,通过其形态结构、组织模式、成员关系等表象,折射出目前欧洲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价值观念与政策体系的迥异和分歧。本文以此为着眼点,根据一些欧洲学者与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成果,从家庭结构、女性角色、育儿养老方式、家庭观念和家庭政策五方面出发,在比较中发掘欧洲诸国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认知差距等深层次问题。并尝试为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向以及家庭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经验和教训。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中国式养老与代际项目的视域融合——基于百度和谷歌搜索的社会学考察

中国式养老以家庭为载体,以孝道为内核,具有较强的本土特色和儒家文化色彩,但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渐呈弱化趋势。借鉴国际代际项目发展经验,发展社会层面的"代际共融"极具现实意义,既可以为政策创新提供新思路,助推养老服务走向精准,也有利于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文章借助百度和谷歌进行网页搜索,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代际项目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式养老与代际项目在家庭支持、文化传承和资源共享方面已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但在活动可持续性、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以及项目专业化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建议围绕家庭支持、社区建设和文化共享,开展亲子、邻里和社会层面的代际活动,并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传承、教育共享和制度推动等手段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的代际共融。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及有效应对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体现政府信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幸福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主要有家庭经济的压力、女性就业的歧视、高龄产妇生二胎风险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等。可以考虑从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政策、扫清体制障碍、调整教育结构、关照高龄育龄妇女、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医养结合如何吸纳社会资本——基于Z市的案例研究

社会资本进入医养结合模式对满足社会养老需求、促进社会福利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这一模式下,社会资本的进入与发展面临投资融资难度大、政策落实难、行政审批复杂、医护人员短缺等问题。从Z市医养结合机构L的调研中可以发现,医养结合机构的良好运行源于其投资人在资金规模和专业背景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及由此争取到的政策支持和市场信任。基于这种成功经验的局限性,可以从医养结合模式吸纳社会资本所依托的压力型体制入手,从政策"安排者—承接者—消费者"的路径切入,在机构享受政策的平等性、医护人员配置的合理性、满足老人需求的多元性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社会支持视角下家庭养老困境与对策——以河北省W县为例

家庭养老是我国大多数人首选养老模式,家庭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价值,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家庭养老问题尤为凸显。研究以河北省W县为例,对该地区家庭养老现状进行了调查,从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及社区支持方面梳理家庭养老社会支持政策现状,剖析存在困境,并在多层面提出完善家庭养老社会支持系统的对策与建议,为家庭养老社会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认为,我国实施的二元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二元财税体制是"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农村中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城乡政策上的差异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县乡结构膨胀进一步加重了"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则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