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

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表现于各个方面。这就构成一种矛盾。而冯友兰、牟宗三否认有这种矛盾,一以贯之地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塗、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在这一解释模式之下,由程颐到朱熹、由北宋到南宋所发生的思想历史运动被抹杀了,朱熹对北宋诸子的思想集大成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成立,是混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所导致,是切削掉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此模式相矛盾的最基本的材料或对之进行曲释所导致。然而,这对朱熹本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公正。     

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本文讨论对胡五峰哲学在当代诠释系统的反省意见。当代诠释意见的主要脉络有二,其一为内地学者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其二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型态分系说。笔者主张,概念范畴研究法以胡宏学为性学传统以有别于理学、心学、气学传统的分类方式,不易见出哲学理论的异同,也不易定位个别儒学系统的真正重点,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系统,这主要是就朱汉民、王立新、向世陵三位教授的胡宏研究专著所进行的讨论。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其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理论之建构以为分判宋明儒学系统的做法,认为胡宏学正是一"以心著性"的圆教系统,既能充分展现客观面的本体宇宙学又能落实主观面的主体自觉心,正是宋明儒学圆教型态的圆满义。笔者以为,胡宏之学不过就是准确继承先秦及北宋诸儒之学,牟先生过度地划分论孟、易庸的理论角色,以致过度强调周、张、明道的义理不足,所以得出五峰学有以圆成超克之意境,牟先生据以为圆成超克的重点即在"以心著性"说,而笔者指出"以心著性"说即是一极为普通的"本体工夫论"的命题,不断地发生在论孟、易庸、周张二程、及朱陆各家系统之中,并无特别的义理殊胜之处,是牟先生强以主体活动结构入形上理论,以致混淆活动与理论而以为有一"以心著性"之说之能圆成主客观系统的儒学圆教型态。若能正视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则牟先生此一对胡宏学的过度强调及肯定之说,份量上应可放得较轻些。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杨海文道统是儒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的命脉之所在。三卷本的《心体与性体》是牟宗三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９５年）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他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一、儒典与儒家的重组牟氏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其内容之一是...     

张载哲学的政治意涵诠释

张载的"指示令知天"的天道性命之学就是要让人们体认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从而摆脱一己小我的自私自利,视人如己,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唯有人人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才能有真正的万世太平。"大其心"、"尽性"而"成性"才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所以助天成民之性乃是圣人在政治上的使命和责任之所在。张载心目中的三代理想社会是一个使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从而有利于人们实现人性的万世太平的社会。     

心学的形而上学改造的困境:以牟宗三对阳明学与孟子学关系之论述为例

牟宗三以"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和哲学史视野,来规定阳明学与孟子学的关系,但却在阳明对于孟子的解释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反映出他对心学的形而上改造的困境.     

牟宗三“别子为宗”辨析

"别子为宗"是假命题。牟宗三的学术功力就在分宋明理学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和伊川、朱子系,且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系为正宗,伊川、朱子系为歧出。因此,朱熹"实只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判教标准是唯心论,其意图是使自己的"心体与性体"唯心论,接续前贤而成为新儒家的主流。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是牟宗三唯心论学说的忠实图解。牟系哲学貌似合理,实质与传统儒学"六艺"精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朱子的学术路径与康德颇为相似——经验型,其为学方法与海德格尔若合符节——存在先于本质。哲学根本没有对象。如果人为地栽培"心性学",甚或揠苗助长,将有损"天下之公器",不利于中国学术全面健康的发展。     

张载的人学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张载在"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基础上构建其"人学"的基本思想。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批判道教和佛教的"知人而不知天"的谬论,用"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分析说明人性的善恶良丑,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高扬人的主体自觉大旗,是人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自我觉醒和一种高度的自信。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上下交贯 内外相合——张载礼学思想体系新论

本文认为,张载以天亦即太虚为形上根源的礼不是静态的,而是贯穿于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之中,并与其"天道性心"之哲学总纲紧密关联而动态展现的一个范畴。它衔接了有无、虚实、庸圣,充分体现了上下交贯、内外相合的特点。这为张载哲学体系的完善及关中民风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释义

"即存有即活动"是牟宗三研究宋明理学时所提出的一个判别标准,以对应于所谓"只存有不活动"的本体。所谓"即存有即活动"主要是沿着本体宇宙论的方向,从道体、性体与心体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的;而其之所以能赋予道德理性以能动、创生的功能,关键也就在于道德理性必然落实于人,而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则正是道德理性之能动、创生功能的具体表现。由此出发,牟宗三还依据宋明理学之体与用、本体与工夫的思想论述了"即存有即活动"与"即活动即存有"之互渗互证与双向限制的关系,从而将道德理性提升到一种宗教精神的高度。在牟宗三看来,从儒家自古以来的一贯精神一直到当代最迫切的现实需要,都亟待一种宗教情怀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与底气,从而才能真正挺立起儒家的超越追求。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困难及其出路

牟宗三借助康德道德自律理论研究儒学 ,大大提高了儒学研究的理论层面 ,但这种做法在情感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并因此而成为牟宗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长年争论不休。本文认为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之所以遇到困难 ,与其坚持西方哲学感性、理性两分方法 ,从而未能将康德在儒家心性之学中准确定位有关。只有打破这种两分方法 ,运用儒家欲性、智性、仁性的三分方法 ,区分智性道德自律和仁性道德自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道德自律学说在情感问题上遇到的困难。     

试论张载的读书之道

张载一生中专注于儒学的时间并不十分长,却几乎对重要的经书都有著述,并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关学,他的读书治学方法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载在个体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对读书之道有过深入的思考,在阅读范围方面,他主张以礼学为中心,围绕四书五经而展开,反对阅读史书、医书、闲书等。张载认为,立志是读书的根本,阅读文本必须搞清楚作者的原意,背诵也是读书人必要的功夫。他将读书与个人进益、获取义理、治学、传道等内容相关联,从阅读活动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     

张载的“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张载对"诚"的天道意义进行了扩展与深化,具体表现为诚明所知与天人之道。其次,达到"诚"境界的方法为明知诚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相互转化和大其心之道。文章最后通过对当代社会三对矛盾的缓解明确阐述"诚"在当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中国台湾地区船山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台湾地区船山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脉络：其一是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序列,如曾昭旭、戴景贤、林安梧、陈祺助、陈章锡、蔡家和等学人;他们在致思侧重和为学疏密方面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采守正船山而精研义理之立场。其二是劳思光先生,对船山持较为苛严的态度,指摘较多。其三是杨儒宾、何乏笔、赖锡三、刘沧龙、钟振宇等学人,重视“接着说”,倡导跨文化哲学理念,其研究旨趣表现出对牟宗三心性儒学较强的反思意味。海峡两岸两位船山学者围绕中国台湾地区船山学的这次对谈,对以上三个脉络皆有涉及和较深入评骘,借此可以回顾与展望中国台湾地区船山学近几十年的发展态势,亦可见出两岸船山学乃至中西人文学术间的深层共振。     

张载礼学体系结构探论

张载首先从宇宙本体的角度为礼的存在寻求理论依据,认为礼源于太虚、天。从礼的实施主体的维度对礼的形上依据作了追寻。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倡克己复礼,主张变化气质以克服人性的偏差,从而永保天地之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不断教育与学习以反礼,并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化俗,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张载认为,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就是学,在教学中以礼为重。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试论张载伦理思想的异化特质及其影响

张载在太虚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他较之于与其同时的二程伦理思想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思想源流的多元交汇性、思想倾向的求实性、思想内质的矛盾性(平等性与宗法性之对立统一)。在这诸种特征的作用下产生了对其后学蓝田吕氏、关学命运的深远影响,充分表现了张载伦理思想的异化特质。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