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及其意义

所谓对政府权力监督 ,是指对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监察和督导。政府权力监督概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政府权力监督的主体 ,是由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中国政府权力监督的主体有内部监督主体和外部监督主体之分 ,也称狭义的监督主体和广义的监督主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内部监督主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即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 ,以及政府系统内部专设的各级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 ,这些监督主体对政府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行使行政权力的监督即属于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法定的外部…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理路

从公共权力的嵌入性结构和实体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决策和执行权与监督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部门的失衡是清晰可见的。实现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制度均衡、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制度均衡、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职能的契合、构建新型的政府实体性权力结构是应对权力失衡的政策理路。     

“共识互动式”环保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以环保约谈制为例

环境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公共问题,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使政策执行过程呈现网络化状态。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网络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其缺陷在于网络内条块分割的权力关系使各个行动主体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共识,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不力。环保约谈制是近年来国家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的一种行政手段,它促发政府强力治污,将环保压力传导至环境管理体制内和体制外,有效地促进了政策执行。以环保约谈制为例解析政策执行网络内行动主体间的权力互动关系,发现:环保约谈制引发新型权力关系的形成,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在于构建"共识互动式"执行网络,实现环境管理体制内外环保监督权力的有效整合。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秩序不恢复,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 ,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 ,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 ,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 ,秩序不恢复 ,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法治视角下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任何权力需要接受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已成为基本共识。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容易异化,行政人员容易腐化,因而行政权也毫不例外的需要接受外部监督。我国《宪法》在分配国家权力的时候,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的权力。以制度构建的角度梳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状况,从而深入分析国家权力机关在实施监督权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全民监督模式",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效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步骤。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主体改革的设想——设立自然资源“国资委”的初步思考

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定行使主体是国务院,实际行使主体为地方人民政府。这一制度安排存在着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且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行使主体重合的问题。设立一个独立的民事权能行使主体——自然资源"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民事权能,可以实现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的民事权能和行政管理权力。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问题研究

尽管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存在法治基因不足的先天缺陷,但是我国却仍未就此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地方权力机关有效制衡和行政区划变更争议预防等必要的补强机制。根据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形态可以多样化的研究结论,在尊重我国现行宪法已为国务院、省级政府分别配置行政区划变更决定权的框架下,提升其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水平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构建公众参与的法定必经程序、赋予地方权力机关实质议决权、设立专门组织以预防行政区划变更争议和完善行政区划变更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内容。     

略论权力的授予与制约

权力对社会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要避免权力的负面影响,首先必须解决权力授予的合理性问题,真正做到法定授权,使权力体现公民的利益。其次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通过法律监督、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使权力真正作用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责任政府构建途径探讨

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理念;构建责任政府的目的在于如何保障国家权力主体及公民对政府部门及其行政行为的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加强构建责任政府,有助于政府转变思想,实现管理职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权力视野下的政府权威构建

政府权威的树立与维护无疑是政府执法的关键与保障。权威总是与权力相关联,权力是政府权威生成的重要基础,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予。但权力并不等于权威,因为权力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权威则是在管理对象主动认同的前提下执行政府的意志。因此,政府权威的构建一方面应通过法律形式赋予政府必要的管理权限和强制力;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权力异化也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使其严格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运行。授权与控权是政府权威构建的基础和保障。     

罪刑法定的宪政诉求

本文认为罪刑法定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它充当了将刑事实体法与宪政相联结的枢纽。罪刑法定的实现,首先要求将政治结构同样纳入法治之下,使司法权成为权力结构中独立的一极,以解开法院和法官心灵上的“纸手铐”。其次,需要确认基本权利先于国家与宪法的性质,以此奠定宪政的道义基础,确保刑法的自我抑制性。第三,必须构建司法审查制度,以便在罪刑法定被违反之后实施救济。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目前,政府需要实现由“主导者”向“协调者”的转变,重塑政府角色。这需要从政府微观结构人手,在职能结构层面．重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逐步将危机管理整合到公共管理体系中,由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向常态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逐步实现公共危机常规化治理;在权力结构层面,明确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要条件,合理界定国家紧急权力的权责边界,逐步实现紧急权力规范化运行;在运行结构层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积极参与,逐步构建“多元协作”的危机管理格局。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国家审计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遵循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律,根据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准确定位自身在国家治理系统中应有的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防御功能,围绕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明确审计的目标与任务,从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约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政府投资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维护财政资金安全和资源环境安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找准切入点,合理选择实现国家审计功能的路径,发挥国家审计在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中的作用。     

民主法治视角下服务型政府构建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成为实践党的宗旨的主要载体.民主和法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支柱,从民主法治视角来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应遵循以下路径营造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治文化氛围,协调政府系统的利益关系,优化国家权力结构,提高政府监督的有效性.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政府治理方式转变应实现的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互动,建立国家与民众互动的新格局是现代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新要求,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为此,以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追求善治的政府治理结构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且富有成效的世界性的执政理念和政府变革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