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解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君主论》是他颇受争议的一部代表作。他长期被人误解,讨论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包罗广泛而南辕北辙。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实行君主制只是挽救意大利的权宜之际,他的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在民众中各种力量和平共处、以民为本的民主共和的政体。     

马基雅维利“新罗马主义”政体思想探究——从《论李维罗马史》的视角

《论李维罗马史》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史实诠释古典共和主义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马基雅维利继承并发展了先贤的混合政体思想,提出将专制共和融为一体的"新罗马主义"理念,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柏拉图与"快乐论者":盟友还是敌手?——哲学治疗的"加法"与"减法"

柏拉图和以自然哲学为代表的哲学快乐论伦理学在反对纵欲主义上是"盟友".然而,他们采取的哲学治疗的策略却基本相反,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这导致他们相互批判,甚至因此相互认为是主要敢手.柏拉图在有的对话录中也尝试过快乐主义,用它建立道德.但是他最终完全否认这一路径,这是因为他在这种"元伦理学"的背后看到十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的威胁.这里的分歧暗示了所谓"古今之争"的对峙的基本原因--主观价值论还是客观价值论.     

伯恩施坦主义与当代"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关系

无论是当年的伯恩施坦主义还是当代的"第三条道路",都是欧洲社会党针对资本主义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所做出反应的产物.尽管时代不同、修正的直接对象也不同,但是,两者在理论内容和特点上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可以说,当代"第三条道路"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当代承接和进一步发挥.同时,两者也存在着足以相互区分的深刻差异,正是这些深刻的差异,使得当代"第三条道路"相比较伯恩施坦主义更加进一步地偏离了社会主义.     

高校德育教学现象学反思与启示——基于"意向反思"的分析方法

在全面推进"四史"学习教育之际,秉持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思维态度,有必要运用其"意向反思"方法对高校德育进行全方位的教育现象学反思.反思结果表明:我国高校德育存在三方面的"倾向性",即德育理念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德育实践的认知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德育话语的权威主义和思辨主义倾向.为此,必须要着力推进高校德育"回到生命本身""回归生活本身""落到教育情境中去".唯有如此,高校德育才能找回"初心",更好地发挥其"立德树人"的作用.这既是教育现象学对高校德育改革的基本启示,更是遵照"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基本精神,促进高校德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严复"信、达、雅"新解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把严复的"信、达、雅"作为一种孤立的翻译标准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导致了对严复本人及其翻译思想不公正和不客观的评价。综观严复的翻译作品,他本人并未遵守这一标准。根据西方多元系统理论及严复所处的时代背景,"信、达、雅"是严复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其背后隐藏着严复的"别有用心":严复希望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着"信、达、雅"这件"糖衣",把西学这副"药"吃下去,从而实现其本人的西学救国的理想。     

从《君王论》看暴政亡秦

本文根据马基雅维里《君王论》的有关理论，对贾谊首倡的暴政亡秦说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秦的暴政之所以导致秦亡，在于新建王朝的困难。正是秦王朝连年的征战和无数残暴的不端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上的盲目求同导致了秦的暴亡。     

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哲学反思

从生存实践论境域来看,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析甚至不能冠以"科学的推论"意义上的"科学"一词.而从科学的标准来看,这种理论分析也绝不是纯粹信仰的论证.在生存实践论的境域内,卢卡奇所曾设想的难题--难以证明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蕴藏在社会主义之内,就必然有它的无力之处:它虚构出来的难题的建构方式表明,主体主义的困境依然被想象成如影子般地跟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共同体)理论后面,在这种言谈方式中实际上充塞着"实体主义"的思想语法.     

对石桥湛山"功利"外交思想的考察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他毕生站在"功利"的小国主义立场,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反战的主张.他以"功利"的杠杆衡量外交取向,从多方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主张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功利"外交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考察和挖掘.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与刍议——基于"新都市主义"的视角

从集聚的两面性切入"首都城市病"问题,反思疏解集聚的必要性.在回顾城市发展史和总结"新都市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先搞清北京集聚背后的功能因素.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和国内纵向对比发现,北京存在核心首都功能不强,发展不够紧凑;非核心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冗余,城市增长出现低效率化.因此,将"新都市主义"理论中国化,提出北京未来的疏解思路:TOD模式中国化.     

现代哲学的"划界方法"及其理论意义

"划界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在现代哲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两极"方法的"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打破了哲学传统中"两极方法"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为人们重新思考和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各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划界方法"显示着哲学智慧全方位的一次转型,体现了现代哲学开启新的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     

变雅:庙堂雅乐的生命张力

传统雅乐包括诗、乐、舞等,其核心是以郊庙歌辞为中心的庙堂文学,与古代帝王祭祀天地鬼神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变雅"本属于<诗经>学史上与"正雅"相对的重要术语,是正统雅乐的自我更新机制,在庙堂文学创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为郑声入雅、清乐入雅、胡音入雅以及三教入雅.郑声入雅体现为民间俗乐进入雅乐表演体系,时间为春秋战国至汉代;清乐入雅时间为汉魏南朝;胡音入雅则从汉代开始,经历北朝,迄于唐代而臻干大盛;正因为吸收了民间俗乐、胡部音乐及道曲、佛曲等音乐文学的要素,促使庙堂雅乐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诸多新变.三教入雅指东汉以来儒、道、释三教对庙堂雅乐的深刻影响.而历代帝王频繁的宗教活动,也是"变雅"经常发生的原因,凡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庙堂雅乐本身的生命张力.     

文学研究:"后批评"时代的实践转向

今天的文学研究已越来越倾向于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姿态并行使文化话语权,它表明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后批评"的时代.这一"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后性"特征,主要体现为文学研究过程的"泛意识形态化"和理论上的"泛审美主义"价值取向.     

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反恐战争

美国"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已的"使命",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美国的"爱国主义"一度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多元文化主义抬头,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爱国主义"的基础随之发生动摇."9·1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命感、"例外论"和非白即黑的宗教善恶观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外交提供了国内动力.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定位

"现代化"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指导下征服自然,从自然界尽可能多地攫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且最大限度地协调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一种发展过程."现代化"进程的最早启动与"殖民化"几乎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化"是"现代化"发展的捷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举世瞩目,值得人们科学、全面地研究.应该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宏观上对之作科学的历史定位.     

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危机.事实上,战后日本实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萧条期以及本次金融危机时期.实践证明,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经济复苏,但与新自由主义一样有利有弊.最新经济数据表明,受强劲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刺激, 日本经济已经触底,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日本将面临严峻的疗伤任务.     

封建主义还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官治"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

文章第一部分在分析封建主义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对官治社会四个方面的特征作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则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