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之辨析

现行户籍制度如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我国分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应当看到,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环境中,传统户籍制度已暴露出强烈的不适应性,对其改革势在必行。     

21世纪日本粮食安全政策的调整与趋向研究

日本地少人多,历来重视粮食的安全。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粮食问题的持续升温,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国内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变革粮食安全政策,在实现粮食的可持续生产、粮食储备制度的强化、粮食的卫生安全及消费者信赖的构建、海外粮食生产投资及区域粮食安全协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缓解日本粮食自给率持续走低,实现日本粮食的安定、安心供给,乃至促进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动区域协作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笔者从粮食安全政策调整的背景,政策的新变化与发展趋向等方面,对21世纪以来日本粮食安全政策进行总结和分析,试图对21世纪以来日本粮食安全的状况、粮食安全政策的调整与趋向的全面把握,以期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实现得出有启示和参考价值的结论。     

制度是基础政策是保障——由中国粮食市场相对稳定引发的思考

"粮荒"在世界蔓延,一些国家因饥荒引发了骚乱.作为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的中国,粮食市场却是相对稳定的.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采取了积极的粮食生产政策是我国粮食市场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同时认为发展本国农业是确保自己粮食安全的根本,并提出了发展本国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建议性措施.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信息化特征分析

21世纪是信息社会的世纪,信息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在带来城市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转型.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结构和制度转型.在信息化的影响下,这一转型进程已呈明显加快趋势.相比较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带有更多的信息痕迹.从显性上来看,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直接受益于信息化;从隐性上来看,农村文化、农民身份角色和农民心理同样受到了信息化的深刻影响     

墨西哥20世纪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墨西哥在20世纪初建立了土地的村社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并希望通过这两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和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等目标.然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农民却愈加贫困,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农村发展的困境,1992年以后,墨西哥以土地确权登记为核心,以产权明晰为原则,开展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化解了大量土地纠纷,而且赋予民众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墨西哥的改革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初探

农村环境侵权已经影响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构建我国农村居民环境维权的支持体系、尽快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持股的相关因素及其对职工分化的影响--一项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证研究

研究问题的提出 乡镇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贯穿于整个90年代的乡镇企业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不仅仅是企业产权的变化和经营机制的转变,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涉及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社会革命。但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经济角度或从规范管理的角度来研究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缺乏从职工参与、劳动力社会分化的角度对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的大型实证研究。     

地缘环境下中日韩粮食安全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的地缘政治类属身份发现,大陆型国家倾向于奉行高自给率、高库存率和低对外依存度的内生保守型粮食安全战略,而海洋型国家倾向于奉行与之相反的贸易开放型粮食安全战略。地缘类属身份决定国家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观念决定粮食安全政策(现状),地缘环境成为限制与形塑海洋型国家和大陆型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认知差异与转变的根本原因。日韩作为海权霸主与美国的战略盟友,不论是粮食的运输安全还是供给保障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两国的粮食自给率和库存率都严重低于FAO建议的一般性指标,但两国仍不会面临粮食安全的威胁。而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大陆型国家,其地缘类属身份要求不能照搬效法日韩的粮食安全模式,而仍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考虑。这对实现国家发展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效用之间的最佳平衡十分有益。     

动员式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这场改革具有浓厚的动员色彩,是一次动员式改革。这次动员式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动员,也不同于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准组织化动员。该动员式改革采取了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形式,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改革过程中动员与制度建设相互作用;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动员的影响。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启动是作为动员式改革的非意图性后果出现的。     

全球粮荒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全球粮荒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因部分农村耕地撂荒、粮食流通体制问题及部分地方储备粮库储备量不迭标甚至空王而面临着潜在的危机.面对一个开放的市场.我国的粮食政策不能再遵循以体内循环、政策调控作为主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模式.为了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应当采取如下对策:一是将当前的粮食直补与粮食产量相挂钩并采取措施平押农资价格以此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增加供应的手段作为构建粮食安全的源头;二是建立有效的粮食流通体制,通过建立现代物流体系及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衔接体制,以此作为构建粮食安全的市场需要;三是建立有效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通过打破国企独家垄断粮食储备局面,将粮食储备目标与地方财力相结合并建立民间粮食储备装置,以此作为构建粮食安全的供需保障.     

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在农村初步形成了维护农民经济利益、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努力构建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乡村的治理结构,践行政治民主.但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有些深层次的矛盾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整个宏观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继续解放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力.     

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践路径探析

粮食安全始终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工作，全方位夯实了中国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继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努力做到“藏粮于民”；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业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积极倡导爱粮储粮；大力推动粮食领域专项整治。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大国粮仓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俄罗斯《文明对话中的中国》于2004年出版

为祝贺M .Л.季塔连科院士70岁寿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于2 0 0 4年4月底出版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论文集。该论文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内外知名学者共同完成,内容包括经济、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和历史5大部分。经济部分包含1 3篇论文,如“对中国‘国富民强’基本战略最终目标的研究”;“2 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稳定发展问题”;“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开放战略:政治和经济”;“俄罗斯与中国的区域人口问题:比较分析”;“对中国过渡经济伦理学基础的探讨”;“中国农村发展前景”;“中国税制改革的新…     

大部制视域下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分析

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随着改革深入,机构重复过多、职能交叉严重、管理关系不明、立法规定矛盾、职权行使混乱等问题日渐暴露。环境管理大部制改革并未突破传统的环境管理体制。从定性结合定量分析看,大部制改革后的环境管理绩效并不理想。完善环境管理大部制,必须重视宪法环境权问题、效率和利益平衡问题以及理性官僚制问题。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农村改革较为曲折,从开始阶段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到改革中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到国家以新农村建设为方略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曲折的经历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加以解释,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相应的收益十分明显;而随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则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相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优势,从而出现资源向城市集中;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表明国家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寻找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路径.为此,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应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进程;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     

流动时代的农村主体性人口生成及其功能分析

文章主要论述了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四五到六五群体",即45到65岁之间的人口,这部分人口是人口流动后农村社会现行的主要角色功能承担者.在这个基础上,这部分农村人口被定义为目前农村特定环境下的主体性人口,同时分析了农村主体性人口的生成原因和所承担的功能,文章最后论述了农村现行主体性人口将成为中国小农经济下最后一代专职农民的可能.     

社区服务活动中的英国妇女

英国社区照顾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社区照顾的倡导者着眼于改革养老院缺乏正常人的生活环境、远离生活区和规模庞大的弊端,建议将大型养老院变成小型的并设立在生活区内,形成社区养老的模式,这样有利于老人和病人的身心健康.这是改革倡导者最初的意图,但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却不仅仅如此.     

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探源——基于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公司治理"典范"的日本公司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的"真空".进入21世纪,日本掀起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本文从日本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探究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根源,认为国际制度环境发生了由稳定、封闭到变化、开放的变迁过程,日本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是顺应国际制度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中国农地产权:缺陷、逆向淘汰及改革路径选择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稳定农民的长期预期以及关系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性问题。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突出表现在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处置权残缺、土地收益权受限等方面,制约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阻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中国农村的逆向淘汰。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适应广大国民意愿、市场利益、政治环境的要求以及路径选择要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此,当前逐步推进农地产权私有化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对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议

当前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以与西方对话为特点的农村学术研究和以总结推广农村实践经验为特点的农村政策研究.这两类研究的共同弱点是,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其非均衡状况的关注.通过研究农村政策在农村实践的具体机制及后果,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内部结构,从而将抽象的中国农村具体化,可以构成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从而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