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本文阐介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疆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上不在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统辖范畴之内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是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并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人种学和民族学等几个方面论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西藏自元代纳入中国版图后才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宋朝坚持“不和亲”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历来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客观上和亲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平、边疆的稳定,还促进了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然而,纵观赵宋一代,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的和亲,在宋朝却找不到多少踪迹,而这一结果又是与当时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偏见的加深、理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等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论移民与民族融合

中国历史也是一部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相互移民而使民族杂居 ,民族之间或被动强制或主动自然逐渐同化与融合。由于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 ,因此各少数民族主要是融合同化于汉族。各民族的相互涵化与整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海一家 华夷同风——古代文学一统观与民族观的交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大一统王朝却是基本的政治形态,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比之下,国家分裂、地方割据所占的时间则要短得多,它们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大一统王朝版图内居住着多个民族,大一统王朝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友好交往,又构成大一统王朝重要的政治基础.主体民族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且日益增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各民族对中央朝廷的拥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理想,也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生动画面.一统观与民族观的交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两个侧面相辅相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     

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而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一环。拓跋鲜卑本是我国北部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民族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它适应中原汉族地区业已存在的比较先进的封建农耕文化，全面地走上了农业化、封建化、汉化…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

东胡—鲜卑—契丹。这就是我国古代契丹族历史发展的简单线索。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也乘机统一各部,建立了与五代和北宋并存的时称契丹时称辽的王朝。契丹王朝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部曾有过重大的影响。以致在一些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中把“契丹”当做“中国”的同义语。例如俄文中的“中国”一词就是由“契丹”音变而来。据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     

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宋代在路级政区,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设立漕、宪、仓、帅四司,建立起诸司并立、各司其责、互不统属而又相互牵制的运行机制,这一精神被元代的行省、明清的三司、督抚制度所承袭。这种地方行政制度设计,避免了重蹈汉唐末期由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陷入军阀混战和藩镇割据的历史覆辙;但地方权力的过度分散与削弱,却又导致地方行政失去活力,在面对内部突发事件和外族入侵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在免于分裂的同时,却又不免于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以宋代路制的建立为节点,中国古代前期的王朝大多亡于地方割据势力,后期的王朝大多亡于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从而使得历史前期与历史后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风貌。因此,宋代所创的路级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永嘉乱后的中原移民与江左文化

以永嘉之乱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司马氏移鼎江左为契机,中原汉族士民流寓江左,出现中国古代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来自以洛阳为中心的汉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士民,负载着以魏晋传统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向江左文化区扑面而来,导致中原文化与江...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读《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

<正>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孙祚民先生3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论文结集。全书共收入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有关论文16篇,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属理论探讨,共8篇,为上编;一类属史实剖析,且有理论分析贯穿其中,亦8篇,为下编。统观全书,有一条总纲,三个特点: 其总纲是《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1篇。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大量资料,对各家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了评议。如“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国历史上的‘外族’和‘外国’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性质问题”、“关于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的问题”、“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关于中国主体民族问题”和“关于民族关系史研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 ,是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观 ,这一观念对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且随着金朝与汉族王朝交往的增多 ,其华夷观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大体而言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以及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金朝由耻为“夷狄”转向自认为“华”,贬斥南宋及其它政权为“夷狄”。最后 ,为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德运之议     

渤海国历史的归属

唐代渤海国疆域地跨今我国东北的东南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及俄罗斯的滨海地区.故有关国家的学术界都从其今日的疆域出发,把渤海国的历史看作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考察渤海国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及渤海的主体民族都是我国古代的靺鞨人;大祚荣等人又是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是当时唐朝管辖之下的地方政权,是与唐亲睦和好、"车书一家"的国中之"国";渤海国故地的大部分一直还是历朝历代我国故有的版图,而其主体民族的大多数后裔,最后又多融入于汉族之中.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说渤海国的历史归属中国.     

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1979——1981)

张家口地区,是我国古代东方和西方、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文化交通的孔道。这地区走过怎样的历史道路,有哪些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们之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具体情景又是怎样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者为了寻找这些引人注目的问题的答案,出于不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