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学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命名应该统一,作者当为唐勒无疑。《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及学术史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澄清宋玉赋这一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唐勒是赋体文学尤其是散体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

班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准确理解《两都赋》的创作意图是很重要的。《两都赋》当创作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春至永平十五年冬之间,与所谓窦、马之争并无关系。班固选择了一个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同时在创作上力图改变汉代大赋劝百讽一、质不胜文的缺陷,这使得《两都赋》的创作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论魏晋小赋的盛行及其特色

赋作为一种韵文形式,始于战国时期。战国时荀卿有《赋篇》,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风赋》。到了汉代,赋成为一种主要的文体,作者亦众。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有长篇大赋,驰骋词藻,铺张扬厉,夸耀汉德,但看不到作者情志的陈述。惟自西汉末东汉初班彪作《北征赋》,后来班昭作《东征赋》才开始有抒情的小赋,至东汉末年短篇小赋才多起来。如蔡邕有《述行赋》,赵壹有《刺世疾邪赋》,赋体由此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期小赋盛行,就成为赋体的主流了。今略述其盛行的原因、句式及风格特色。     

扬雄赋风的思想性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认为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髸、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掇不复为。”这意味着扬雄曾以司马相如为楷模促进自我创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他的主观意愿既与赋的客观社会效果相违背,又与赋的文学效应相悖离。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和司马相如并肩颉顽的汉赋大家。扬雄自述在创作上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弘丽温雅,又对前人的成就和艺术表现方式兼包并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班固与东汉大赋的再兴与衰败

汉大赋的创作自司马相如、扬雄后,虽赋家众多,但未有大手笔出现。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等,以其题材的开拓、手法的变化,再造汉大賦一时之盛。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班固以正统的思想指导、实践着自己的讽谏观,以新的认识解决了令扬雄烦恼不已的讽谏问题;他对汉赋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并不否定;他在前汉赋家着力甚少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题材,为汉大赋体制篇幅的增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自班固后．汉大赋的兴盛局面难以为继,开始走向衰败。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扬雄《方言》词汇与汉代日常生活

扬雄的《方言》作为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记载了众多汉代各地方言词汇,其所收集词语多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通过整理发现,《方言》一书囊括了有关汉代饮食文化、服饰装扮、病理之学、亲属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都是 整个汉王朝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石。研究这些宝贵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更新的视角。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