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因素。     

基于SPSS分析的中国行政成本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十几年来,中国行政成本(不含港澳台地区)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行政成本变化的因素主要有财政支出、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行政人员工资以及行政固定资产支出等。实现对行政成本的有效管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有效地管理行政人员的工资;二是推行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三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强化财政支出预算的刚性管理;四是严格规范和控制行政固定资产支出,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78-2012年的统计数据,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模型。首先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各影响因素与河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各影响因素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人力资本投入的弹性最大,其次是国内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最小。然后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来考察各因素的弹性系数在1978-2012年间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国内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弹性比较稳定,劳动力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相对波动较大。     

经济增长门限效应下的城市化与碳排放

基于2000-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考虑异质性的门限回归模型,从人口城市化、城市化生活方式和城市化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了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城市化中,人均实际GDP小于18561元的低收入组城市人口规模与碳排放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形状,拐点是城市人口比重为44. 6723%。大于22721元的高收入组城市人口密度对碳排放的弹性最大,系数为0. 2325。城市化生活方式中,家用汽车弹性系数是大于23186元的高收入组最大,系数为0. 1930。白色家电弹性系数是小于16441元的低收入组最大,系数为3. 5887。城市化形态中,城区建成区面积弹性系数是大于23659元的高收入组最大,系数为0. 9580。人均公共交通车辆弹性系数为0. 1652。而介于20536元和23659元的中收入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碳排放弹性系数为-0. 7506。     

县域综合城市化水平及时空演变——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活方式等4个方面构建综合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出江西省91个县市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对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及其增长率分析,结果发现:(1)2000—2005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明显增加,而土地城市化出现负向增长;2006—2010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收敛趋势,土地城市化的负向增长形势有所改善;(2)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性不明显,高水平地区并未发挥正向溢出作用;(3)2000—2005年,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增长;2006—2010年,全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出现大面积增加。建议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加大对周围地区的正向溢出,增加辐射范围,而其他地区应当以各自地级市为中心,积极响应政策措施,结合自身特点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1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完善土地市场化水平测算方法,测算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并找出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运用测算出的2006-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土地市场化水平数据,建立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支比、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人均土地面积3个变量对全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对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区效应。通过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地非农化土地市场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形成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     

我国能源消费的动态演变 ———基于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

采用多变量分析框架,将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并列纳入研究体系分析能源消费的动态演变,构造了我国能源消费的可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对能源消费的收入弹性、产业结构弹性及生产率弹性的趋势变化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与能源消费负相关,具有抑制能源消费的作用。从各弹性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能源的收入弹性有继续小幅提升的可能,产业结构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的Kalman滤波法对1978—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若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投入水平不变,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偏弹性系数为1.189,高于资本产出弹性系数0.470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0.446。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表明规模报酬为递增。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改进模型对我国2000-2012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弹性系数为0.181,研发投入增长对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0.8％.最终结论为: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低于欧美等国家水平;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年度间研发投入弹性系数走势相对平稳,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明显;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贡献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内资和小微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的福建省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传统STIRPAT模型只把人口数量、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三个因素作为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忽视了其它重要因素,为了更全面地分析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有必要在STIRPAT基本模型中引入变量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实证结果表明:人口、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福建省CO2排放的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城市化水平次之,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要小于其他正向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抑制CO2排放增加,但这种抑制作用要远小于其他正向作用因素。     

信贷规模与配置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研究--基于LMDI的乘法分解

与基于技术关系的工农二元转化城镇化动力分析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信贷作为市场经济预付资本的主要构成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起始动力。基于LMDI乘法分解可对信贷规模、信贷在不同类型城镇化间的配置结构和信贷效率对城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应用统计数据进行分解。分析结论为：一是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其对我国城镇经济发展具有根本驱动力;二是防止经济体制的逆市场化倾向和大力促进城镇市场化改革是提升信贷效率和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三是增加信贷的规模,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有利于城镇经济增长;四是适当地引导信贷由北京、上海等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特大和大城市转移以有利于我国城镇经济的整体发展。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角的分析

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东北人口为何外流：一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视角--基于黑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2003—2014年,国家实施多项大力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政策,东北经济在保持了较好增长态势的同时,人口却大量外流。深刻理解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外流现象,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缓解人口外流趋势,并利用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效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特别是基于黑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东北重工业化的产业发展策略和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导致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其后果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虚高,进而使得就业增长不足,城镇化推进缓慢。因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变革、配套措施的跟进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是缓解东北人口外流的重要举措。     

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我国省际2000-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算,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消费、投资和外向型经济以及经济结构都具有积极正向推动作用,按由强到弱依次为投资、消费、外向型经济以及经济结构,并且新型城镇化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增长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城镇化、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函数、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城镇化与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过程和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城镇化率呈两极分化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城镇化受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全国水资源消耗得到控制,但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消耗高的省份存在增加趋势。（2）全国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门槛,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东部经济发展门槛具有抑制效应,中部居民收入门槛具有促进效应;西部门槛效应与全国相同,且经济发展抑制作用阶段性增强。（3）居民收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水资源消耗正相关,而经济发展与之负相关。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进的关系。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特征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呈动态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各项指标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大的关键因子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城市化特征指标中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最大的关键因子是城市就业率与城市人口密度。     

农民对价格信号的反应及其市场行为的理性化考察

在市场化初期，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表现出正向反应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趋于逆向反应。这是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认识到市场规律，市场行为趋于理性化的表征。中国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反应的转变，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弹性系数使然，还有国家的制度、政策等因素的作用。     

技术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1995—2015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深入探究了技术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城镇化已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长期滞后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的传导效应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从直接作用看,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从间接的传导效应看,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在东北地区间接传导的促进作用强于直接作用。在中部地区直接的促进作用强于间接的传导效应。不均衡的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

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现象暗示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消失,并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模拟分析中国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相关的人口措施产生的经济效应后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2025-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下降到5513%。而相关的人口措施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