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流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前史"指的是197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源自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体系创建的回忆中,途经恩格斯的提炼和放大、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根据时代的精神的解读。在此进程中,"剧中人"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精神实践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后世学者的描述又带着描述者所处时代的精神痕迹,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奔泻流淌至我国后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

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中国哲学史的总检讨与现代化、世界化背景上的新展望

中国的学术性质,与西方互有差异.数千年来,也未使用"哲学"二字.中西交会之后,开始探究中国哲学的内容,而后才有中国哲学史的撰著出版.本文专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哲学史的分期、教学与研究以及中国哲学通史与断代专题之成果,进行了全面性的公正无私之总检讨.     

哲学史类型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

当前发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并不是某种外在尺度衡定的结果,而是中国思想之自我表达的"哽咽"状态所引起的内在的深切反思:由中国思想之叙述方式的困惑到话语形式之主体性缺失的焦虑。从哲学史类型来看,百年的"中国哲学"建构史做出了种种尝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方式有的已被淘汰或可能废弃,而有些则会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在可选择的多元化的叙述方式中,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将会得到更好的呈现,其"失语"的状态也有望得到改变。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论孙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著名哲学家的哲学史著作中和诸多高校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孙子书中无名;在少数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虽然写入了孙子的名字,但没有确认孙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大哲人地位。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孙子只是个大军事家,其哲学理论是不系统的。其实孙子应与先秦的伟大哲学家孔子、老子等居有同等的大哲人地位,主要依据有:一是在《孙子兵法》中蕴含有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二是在这个哲学思想体系中,充分体现了以"势"为核的哲理特点;三是以孙子的哲学体系、哲理特点为根据可以编辑哲学版本《孙子兵法》,从而开创孙子势哲学学科;四是孙子势哲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亚于其同时代的大哲人。